革里眼（贺一龙）、左监王向南，抵挡湖广之兵。
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向西，迎击陕西之兵。
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分驻荥阳、氾水之间，守黄河一线，防御开封、归德、河南、汝州诸府之兵。
闯王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
老回回、九条龙等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
又担心横天王、混世王敌不住陕西过来的洪承畴诸部，以射塌天、改世王作两部援兵。
众人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相约所获金帛子女均分，紧接着分头出击。
不过，无论荥阳大会是否有过，但是农民军这次的攻击方向，算是选对了农民军攻击的目标，是南直隶西北部的凤阳等府，即今皖北地区。
陈雨再次仔细询问李晚晴后，彻底打消了心里犹豫道：“李千户，我怀疑流匪会向东南而去，破围至南直隶西北。”
李晚晴面色一变，南直隶西北？那岂非中都凤阳所在？她咬紧牙关，再次认真查看舆图，发现河南流匪即可至山西，也的确可以向陈雨所想，因为东南正是官军防守力量最薄弱处。
“此事要立刻飞骑禀报洪督。”李晚晴急道。
陈雨点头：“你立刻修书，将我二人所想秉恩师，但愿来得及。”
陈雨加紧了新兵集训，并且停止了招收新兵，未中选者，送与米粮，让各人不要返家，留下修缮竹林关城墙。并于黑龙山立寨，，以便呼应竹林关。并严令龙驹寨秋试墨部加紧囤积粮米物资，修缮城寨。
洪承畴于初五接到陈雨来书，阅后脸色大变，立即召集幕僚和各部将领，会议后，各人脸色难看，上百骑兵飞速赶往南直隶，河南，京师各地。
同时高间亲自带军令去陈部，令竹林关巡检陈雨兼龙驹寨巡检，随行带去甲仗物资，默许陈雨扩军，相机可将势力至武关。
第十七章天下动
明崇祯八年正月初六，洪承畴正准备紧急出关，期望于河南灭贼部。
高迎祥，张献忠部众攻陷荥阳，屠泛水，又数天之内南下取固始，初九日庚申，攻取凤阳霍邱。霍丘城破时，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若、大豪绅田既庭等，力战而死。
正月十一，扫地王张一川攻打颍州城，知州尹梦鳌率壮勇登城守御。正月十二，张部挖掘城墙脚，城墙倾陷数丈溃口，百姓见势不支，纷纷四处奔避。
尹梦鳌跪地哀求壮勇固守。见贼寇势大，壮勇无人听从，溃散而去。
尹梦鳌独持大刀带家人挡在城墙倾塌缺口处，张部缘城而上，尹梦鳌力战，挥刀杀十七人。等到张部大队人马拥上前来，家人除死者外，余都逃走。
尹梦鳌四顾，除弟侄外竟无一人共事者，即投乌龙潭淹死。其弟、侄七人随之自杀。尹梦鳌，云南人，以举人身份知颍州，尚算是勤政爱民。
赵士宽，字汝良，号菉裴，山东莱州府掖县人，以官声为颍州通判。当时本来在寿州，听闻张部进犯颖州，一天一夜夜飞骑二百多里，回归颍州城守城。
他和家人部下刚进城，张部就四围合击。赵士宽欲鼓励城里人防守，但是城里许多士绅率先逃离，赵苦劝无法，城内分扰，竟然无人守城。张部轻易攻进城里。
赵士宽巷战多时，本就不多的部下死伤殆尽，最后也投黑龙潭水死。赵妻崔氏，与三女登楼自焚。州役从死者十余人。后来明朝廷赠光禄寺寺丞。
颍州城中，还住着一位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天启年间，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曾全力支持巡抚王化贞进攻后金而不服从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导致辽东全线败退，张鹤鸣因此丢官返乡。
张鹤鸣见城破，逃到别的房子里。他的长子张大同就在此人人奔逃的危机时刻，为救父亲家人，故意居住本宅，在门口题大字“张大相公书房在此”。
张一川部下抓住他，强迫他下跪，他宁死不屈。又追问父何在，大同说：“要杀便杀，我不可能说出父亲躲藏处让你们抓的。”
张鹤鸣家下人投降者引领扫地王部去张鹤鸣躲藏的民舍，绑缚张鹤鸣来自己家，拷打索取藏金。张鹤鸣回答：“没有。”
张大同争着说：“家里财产都是我掌管，和父亲没有关系。”扫地王部下流贼不听，大搜其室，见皆古玉及陶器。
这些人不知道古董价值，生气下将张鹤鸣从头顶用大斧劈开。
见父亲惨死，张大同奋臂大骂，一贼要杀他。旁边一贼劝说：“已经杀了他父亲，暂且留下他命，但是必须献金赎命。”
张大同骂道：“父死义不独生！”骂愈烈。贼人愤怒去其须，又用刀斫开他半边脸面，骂仍不绝声。贼部于是肢解了他。（注1）
张一川轻易地攻占颍州城，尽取子女玉帛。
颍州张鹤鸣估计是农民军在崇祯八年以前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彼时农民军军纪极其糟糕，城破之后，遇难的官绅士庶多达一百五十多人，妇女殉节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即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凤阳，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
取得天下后，明朝廷曾在这里大兴土木，先后为朱的父母修建皇陵，扩建了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按南京的规格修建凤阳城，定其为中都。故此，凤阳对明朝庭有特定的意义。
凤阳府更是南京的北方门户，如凤阳一失，则南京门户洞开，必受兵锋威胁。如南京出问题，那东南赋税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难保住，大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因此，凤阳一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应该出任何差错。
明朝廷在凤阳设有留守司，另有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六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这些军队很久不打仗，各级武职只顾贪污军饷，谁会去训练士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崇祯六年（1633）冬，农民军突破黄河，南渡河南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曾经上书朝廷，要求派兵防守凤阳皇陵。
崇祯七年（1634），张凤翼（当时是兵部尚书）也上书，希望朝廷命凤阳抚按加强防守。崇祯曾召谕兵户两部，诏令淮安巡抚朱大典、杨御蕃扼守南畿和凤阳祖陵。但总体来说，凤阳的防守非常薄弱，尤其是负责防护的巡抚杨一鹏、太监杨泽都不知军事。许多官员甚至认为，朝廷大军四围，流寇怎会杀向凤阳一线。
不幸的是，农民军恰恰选中了朝廷防守比较薄弱的凤阳地区作为主攻方向。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分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分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作为龙兴之地的凤阳，无疑有特殊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给予殊遇，在赋役方面给了不少豁免。但是到明末，豁免已不复见。相反，凤阳作为中都，百姓承担的差役、匠作多如牛毛，年景几乎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当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钱士升，在奉命祭告凤阳皇陵后，曾向崇祯上疏汇报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凤阳号称帝乡，但一入其境，只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一望萧然。
究其故，是因为凤阳土地本就贫瘠，在江北属下下之郡。一遇灾荒，百姓纷纷向外逃荒。而走掉的那部分户口本应承担的赋役，就须让留在本地的人承担。如此恶性循环，自然是户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
钱士升最后要求朝廷对凤阳予与特殊照顾，减免凤阳的赋税。
崇祯在看过奏疏后，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知道了。正想方设法增加收入的崇祯，不敢开先例，怕各地起而效尤。自然无法接受钱士升建议。
所以，凤阳局势便不可避免地要恶化下去了。崇祯七年（1634），凤阳守军曾发生兵变，皇陵卫指挥侯定国被乱兵杀死。
到了崇祯八年（1635）正月，凤阳守备太监杨泽得知农民军围寿州后，急令留守朱国相准备迎敌，令风阳知府颜容埴领乡兵防守。杨泽，声名不佳，和大多数太监一样，唯财是贪。
凤阳商民对他很是不满，曾诉告于巡按御史吴振缨。吴振缨哪敢得罪杨泽，不敢接受诉告。群情激奋之下，百姓一拥而至太监署，点火焚烧。吴振缨则伺机逃脱。
于是，一些痛恨官吏的百姓便偷偷地赴颍州去接纳张一川部。
正月十五日夜，元宵节。凤阳城中官吏士绅庆祝佳节，火树银花，满城士绅歌舞不断，至于城里无数嗷嗷欲饿死的穷人，自然不会有人提及。
张一川军的先头部队约三百多人，化装成商贾、车夫，分批潜入凤阳城中。到了约定时间，城中火光四起，喊杀声处处，百姓狂奔，一片混乱。张军乘乱占城，张献忠，高迎祥大军随后而至。
当时凤阳本无城墙，无险可守。城中虽有数千兵马，但在此情况下，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留守朱国相、指挥袁瑞征仓促应战，其部多死于敌手，朱袁二人亦战死。
扫地王张一川杀入府署，抓到了身穿囚衣混迹于囚犯中的知府颜容瑄，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杀堂下。推官戴文英等六位文官，四十一位武官，也被处死。士民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张高部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皇陵糟蹋得面目全非。放火烧掉了皇陵、享殿以及陵区内的三十万棵蟠松，杀掉了守陵太监六十余人，关押在陵区高墙内的罪宗（即犯罪的宗室人员）百余人被放跑。
又放火焚烧城中的公私邸舍二万余间。龙兴寺也被点着了大火。一时间，凤阳城内外火光冲天，光照百里之外。
农民军公开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在凤阳地区恣意虏掠三天三夜，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庆祝这前所未有的胜利。
据传农民军曾在凤阳神祠中占枚问神，得下签。一怒之下，剖神像，拔营而去。
在分兵撤退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皇陵中那些善拉会吹的小太监，张献忠舍不得给。李自成一怒之下，便与张献忠分开。
凤阳失陷，消息至北京，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哗然。
兵部尚书张凤翼接到败报失色，站立不住，晕倒在地！
崇祯接到中都沦陷、皇陵被焚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当天本要开讲经筵（注2），他特传旨免行。自己素服避殿，亲赴太庙祭告祖宗之灵，并命百官修省。
凤阳之变在崇祯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在默默承受着朝廷上下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之际，不得不面对列祖列宗，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举措。不过，他更希望他的军队能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报此血海深仇。
新一轮部署下，先作了人事上的调动。
凤阳被焚，必须要有人负责。漕运御史、凤阳巡抚杨一鹏在劫难逃，被斩首弃市。
与杨一鹏一起被迫究的，有凤阳巡按吴振缨。他被逮下狱，最后充军戍边。
至于贪财的守陵太监杨泽则先畏罪自杀了。
杨一鹏被逮后，由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协同洪承畴围剿农民军。又调动精锐的辽东兵三千，由总兵祖宽率领，开赴前线。急令洪承畴加紧围剿工作。
注1本卷史料取自计六奇《明记北略》卷十一，由于这次事件才使得主角命运有了大的飞跃，所以才详细说明
注2中国古代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宋代制度：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