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奶。
我原本五月初就准备离开，但我委托当地旅社替我办的纽西兰签证迟了几天才下来，所以离开的时间比预估的晚了些。
我利用这几天来写稿，写完了就用e…mail寄给公司。有一度我几乎忘记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幸好我终究想了起来。
在纽西兰我只待了十来天，其中有一半的时间花在拜访它周围的小岛。
我在澳洲的时候天天晒太阳，却没有晒伤，来到纽西兰时，天气转阴，我一时大意忘了防晒，结果才一天光景，我的脸就红得快脱皮了。
我是带著晒伤到印尼的。
这里的赤道型气候跟大洋洲又不太一样，它没有季节变化，只有早晚温差。
一个多岛的国家，著名的观光胜地峇里岛近年已被大量游客攻占。
当地的妇女原本是裸著上身的，没有穿衣服的她们在自己的岛上绝对不会招来异色的眼光，这是个绝对自由的人间天堂。
然而随著观光产业兴起，大批的游客却无法用单纯的眼光来看待她们赤裸的胸脯，女人被迫穿上衣服，以杜绝外地游客的异色眼光。
文明社会向来习惯把单纯的东西变得复杂。
许多年前，一个欧洲画家来到这个岛上，惊讶於这片土地的淳朴之美，他替一位照顾他在此地生活起居、名叫波丽的少女绘像，在画画的过程里，画家爱上了她——
我在市集里听到这个故事，讲故事的人没把故事讲完就离开了，我试图揣想画家与少女後来的遭遇，但发现想得到的都是悲剧性的结尾，便放弃不再想了。
不管画家和少女後来如何，起码我对他们的印象是停留在一个男人坠入爱河的纯粹喜悦，而不是死亡与分离。
我在岛上的休闲饭店住了四天，这四天我最常做的事是躺在洁白的沙滩上发呆和看来来去去的人，猜想著他们来自什麽地方，又为什麽原因而来。
第五天，我将大多数行李和手提电脑寄放在饭店保险柜里，只收拾了几件轻便的衣物和必备药品，便跳上一艘开往婆罗洲的船。
婆罗洲保存著大片原始的热带雨林，是不适合在文明社会里生活太久的人们进入的世界。
到印尼之前，我在纽西兰的医院里注射了疟疾的疫苗，希望这能帮助我从雨林里平安出来。
我打算展开一趟原始之旅，但不意味我想染病於此。
我背著行李上了船。这艘船是普通的渔船，不是游艇或邮轮之类的，驾驶员是当地的渔民，我给了佣金，要求跟他们同行。
船并没有马上开，问了一个略懂英文的船员，他告诉我，要等另一群人上船才会开。这艘船本来是那群还没上船的人包下来的。
我走到遮阳蓬下等待，猜想待会儿是谁会来。
有人打开了船上的收音机，音箱里飘出一个南洋女子的慵懒歌声，懒洋洋的天气与懒洋洋的情调，令人不禁想闭上眼睛，在随著海浪摆荡的小船上飘。
我躺在船蓬下方的一张摺叠椅上，闭著眼，尝试用触觉感受温度和风，用嗅觉感受海的咸味以及在阳光下蒸腾的汗水，用听觉感觉身边人们杂沓的脚步声和他们声音里的情绪——这些是我张开眼睛时所无法感觉到的，我讶异世界竟然有如此多的面貌。
船身在摇晃，或许是因为有一波浪打了过来，硬底的鞋底踩在木造的甲板上，宣告外来客的来临。
在一声声搬运物品的吆喝声中，我知道我们等的最後一群上船的人到了。
人数不少，我听见几句英文飘荡在闷热的空气中。
我好奇地睁开眼睛，戴上一顶我刚买不久的大草帽，走向前头的甲板。
一群高大的外地人搬著沉重的箱子陆续登上船，询问之下，才知道那是美国某影片制作公司的外景队，他们制作的影片性质有点像是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常播的那种。
他们也是要去婆罗洲吗？他们去那里拍摄什麽？
我好奇地在甲板上张望，大胆地打量著这群年龄大约介於二十到五十之间的外国人。说来好笑，在印尼这个地方，我也是外国人，然而我自己却没有身为“外国人”的自觉，看到肤色、发色不同的人种，直觉就将他们划分归类。
似是察觉到我打量的目光，一个穿著短袖卡其衬衫和长裤的金发男人朝我投来一个友善的微笑，然後他就走了过来。
“嗨，你好，你看起来不像本地人，我不知道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人搭这艘船。”
我用英文说：“我也不知道，船长大概是认为多载一个乘客就可以多赚一点燃料费。”
“该死，我早知道他们嫌我们付的租金太低。”他笑道：“我是大卫。道格拉斯，你可以叫我大卫。”
我说：“我是齐亚树，是中文名字，你可以叫我“小姐”或是“女士”。”
他大笑出声，伸出手握住我的，接著绅士地吻了一下。
“很荣幸认识你，女士。”他顿了顿，眼中跳出一抹顽皮，他突然改用中文说：“不过我懂中文，所以我会叫你“亚树”，希望你不会介意。你来自香港或是其他地方？”
我笑了，用我许久没听见的中文说：“我不会拒绝一个将中文说得如此字正腔圆的金发师哥。嗨，大卫，很荣幸认识你，我来自台湾。”
就这样，我交到了一个朋友。
旅行有时候会让人很容易交到朋友，也许不见得知心，但都是非常温暖的那一种。
大卫很快地将他们其他成员一一介绍给我。这群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不等的男人竟然没有一个来自相同的国家！
金发的大卫是美国人，旧金山出生，年纪在三十上下。
蓄著一把大胡子，身材像熊一样壮硕的山卓来自爱尔兰，今年已经四十六岁，是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皮肤较白、头发偏褐色的法兰克年纪只有二十六，比我小一岁，他在瑞士出生，却在法国成长。
还有一个成员在岸上还没登船，大卫说这个人跟我一样是黑发、黑眼的东方人，也来自台湾，不过目前并不住在那里。
所以这个team简直就是一个联合国，而且他们都未婚。
大卫告诉我，他们正在为全球各地的热带雨林拍摄记录片，上个月他们才刚刚结束在亚马逊雨林里的探险，略事休息後便飞来印尼。
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我好奇地想看看那个最後登船、与我有著相同发色和眼睛的人。
“是史帝夫，他来了。”大卫在我身边说。
我往大卫指示的方向看去时，史帝夫已经登船了。
他戴著一顶宽边帽子，身上穿著一件棉质T恤和洗到泛白的牛仔裤，脚上则踩著一双有多处磨损的短统靴，裸露的两条强健胳臂被太阳晒得黝黑。
他背对著我跟他的同伴在说话，距离太远，阳光太炽热，我拉了拉帽沿，希望能让视线清楚一些。
大卫突然喊了一声：“史帝夫，来一下，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史帝夫正在叫船长开船，船开始移动以後，他迈步朝大卫和我走了过来。
他迈步的姿态放逸不羁，宽大的帽恰在他脸上造成一道阴影，在阳光下，我只看得见他那张似乎惯於讥诮的薄唇和下巴。
这个叫作史帝夫的男人让我不舒服。
我绞著手指，等著迎战可能到来的攻击。是的，攻击。我的直觉警告我，这男人攻击性太强。
他终於来到我面前，用他的身高带给我某种压迫感，我不服输地仰起下巴，正巧看见他伸手摘掉他那顶碍眼的帽子。
我随即瞪大了眼，他却笑了，他一笑，那悬在他嘴角的讥诮就统统不见了。
乌云散去，但他的嘴巴还是很坏。
“看看是谁，我几乎认不出你了，你晒得好黑。”
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卫便在一旁哇哇叫：“搞了半天，原来你们认识啊！”
他的反应是挑起一边眉毛。
“不，我们不认识。”我看著他，笑问：“先生贵姓？”
“高朗秋——高山的高，晴朗的朗，秋天的秋。你呢？我该怎麽称呼你？”
我笑著要开口，不料大卫竟抢著替我答话：“齐亚树，是中文名字，你可以叫她“小姐”或是“女士”。”
一时我啼笑皆非。“齐亚树——齐家的齐，亚洲的亚，树木的树。”我补充。
他伸出手。“很荣幸认识你，“齐小姐”。”
我翻了翻白眼，握住他的。“我也很荣幸认识你，“高先生”。”
我的天，真是多礼的中国人。
不过，我们“总算”是认识了。
命运之神似乎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我再也不敢说这次分别之後，我们不会再相见。
※※※
入夜後，雨林里的蚊子不大容易对付，为了不让自已成为蚊子的大餐，我们决定明天天亮以後才登陆，今晚则在船上过夜。不过这艘船只有一间简陋的舱房，我怀疑晚上我们要睡在哪里。
我研究了半天，决定甲板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傍晚时，船在岸边漂流，在甲板上用过简单的晚餐後，其他人便各自忙去。
阳光的威力已经稍减，迎面吹来的海风带来些许凉意。
我穿著在观光区买来的凉鞋，坐在船尾吹风。
海面很平静，远处有几艘船已经亮了船灯，偶尔船身会随著海浪晃动，但幅度很小，感觉上就像被轻轻推著的摇篮。
脸颊突然一冰，我吓了一跳，转身去看，发现大卫站在那里，手里拿著两罐冰啤酒。
他丢给我一罐，很自然地在我身边的空位坐下。
“谢谢。”我打开拉环，喝了口啤酒。
“一个人躲在这里，在想什麽？”
“什麽都不想，”我说：“我在等日落。”
我把视线投向海平面的尽头，一个失去火焰的太阳正悬在上方，仿佛随时都会沉下海去。
大卫沉默了会儿，才说：“我真好奇，你一个女孩子怎麽会想来这种地方？”
“不知道，”我摇摇头，想了又想，说：“真的不知道为什麽，我只是把地图摊开，拿飞镖去射，射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真的假的？”
我把视线移向他，咧嘴道：“假的——”在他要哇哇叫之前，我忙补充：“也是真的。”
大卫满脸问号。“到底是真是假？”
“假作真来真亦假。”从《红楼梦》偷来一句。见大卫满脑子问号，我笑说：“我说我不知道我怎麽会来是真的，射飞镖的事情则是假的。”
“怎麽会？你怎麽会不知道？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那麽谁会知道？”
我歪著头将一堆问句消化掉，才耸耸肩说：“谁知道呢。”
看大卫显然是被我弄糊涂了，我解释说：“我没有归属感，我在台北没有找到，在这里也没有，我不确定那是一种什麽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有跟没有之间有什麽差别，这让我必须离开。我必须一直走，直到我找到答案，或者它自动消失不见。”说完，我看向日落的方向。
大卫喃喃地说：“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什麽地方的感觉。我很喜欢旅行，现在这工作让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有三百天是在一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还有其他人都有相似的经验。”
我看著他，没有意外地在他英俊的脸上找到几许沧桑，下意识的，我的手抚上自己的脸孔。“你享受这种感觉吗？”
他一口气喝完啤酒，然後把罐子捏扁。“唔，也许吧，但我实在不怎麽喜欢必须时常跟情人说再见，还有不晓得什麽时候才会再回到她们面前的感觉。最要命的是，当我有一天真的回到她们面前，她们很可能已经忘了我是谁。”
大卫说得咬牙切齿，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