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也很辛苦，但是由于躲在幕后，曝光率难免就会稍微低一点。
孙可望和李定国本来就有点不大对付，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矛盾不但没有少，还愈演愈烈。
现在好了，由于李定国的人气指数直线飙升，孙可望也急了，所以他决定，也打两场胜仗积累点人气。
于是孙可望亲自率领部队进入湖南，目标是李定国没打下来的湖南的几个硬骨头，辰州就是其中之一。孙可望倒也顺利占领了辰州。
我们如果做生意，都会有一个规律，就是最先吃螃蟹的人得到的好处最多，如果做个跟随者，一般来说，能得到的好处就比较有限。
打仗也是如此，有李定国前两次带给人的震撼在前，孙可望这种级别的胜利，基本上就属于可以被忽略的。
没能挽回支持率，此时的孙可望，已经有点被私心冲昏了头脑。一方面有孙可望自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永历小朝廷也“功不可没”，它好的没带来，倒是把党争的传统给带来了。李定国和孙可望最终走了水火不容地步，永历实在是“居功至伟”。
由于被永历小朝廷“雷”过，所以孙可望一向对永历小朝廷不满。不过不满归不满，一开始孙可望还是给了块地方安置朱由榔。这个时候，他对永历小朝廷的政治意义是比较清醒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孙可望也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渐渐的，孙可望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当时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正是有了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出现，南明才第一次让人看到了曙光。
孙可望本人雄心勃勃，一力以问鼎中原为己任。但是这个人的也是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的。
一是野心太大，胸襟又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
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
而正是孙可望的这两个缺点，也注定了他将来的结局。
在当年那个时代，孙可望终究是个第二类人物，他可以在历史的道路上或快或慢的奔跑，他不缺少治国的才能，意志也很坚定，追根到底，相比第一类人物，他缺少——全局观。李定国，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客观来说，也属于这个层次。
所以虽然是权倾朝野，对于气量狭小的孙可望来讲，每天醒来，想到永历帝这个家伙竟然是自己名义上的领导，就很生气。
尽管只是名义上的老大，但是出生草莽的孙可望恰恰是比较在乎这个名义的，要不他也不会千方百计的要搞个“秦王”的封号了。
而且永历帝当年还在这个事情上给了孙可望老大一个难堪，孙可望想想就更加来气了：这个废物为啥都不用干，就能吃好的喝好的，还一大堆人奉他为老大。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感情的冲动就代替了理智的判断。。
所以他慢慢的越来越嚣张，越来越不把朱由榔当领导。按理说，作为大权独揽的领导，需要的是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恶感。可惜的是孙可望器小，器小则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的想要连名义上的老大也一起当了。
而且由于太过不尊重领导，搞得事情还没做，天下人就都认为孙可望早晚会废掉永历帝。因为他确实做的比较明显，比如给自己修的房子搞得像个皇宫，给朱由榔的房子就是普通小别墅。。再比如，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孙可望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为此不惜采取暴力手段，1651年8月，孙可望杀了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最后硬生生将很多人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
而且他还大肆准备搞什么“永历禅让”把戏的前奏工作——如让御用文人搞什么“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等，同时把永历贬低的一文不值——“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
由于孙可望实在嚣张，野心又很大，所以反对孙可望的势力还是不小的。
客观来讲，永历虽软弱无能，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孙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只有暂时推诚拥戴永历，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因为形势很明显：？满清的兴起，已经不是哪一家地方势力能搞定的了。要想驱除鞑虏，只有搞联合，也只有反清复明能够作为抗清统一战线的口号。除了大西军，其他势力东南沿海的的郑成功，“夔东十三家”以及其它内地各种或明或暗的抗清势力，都是以复明为宗旨，是不可能接受孙可望为帝王来领导，只能接受哪怕是名义上朱由榔。更何况即使是大西军内部，李定国、刘文秀也不是孙可望能摆平的，他们也是站在朱由榔这一边的。。
历史上，面对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曹操就明显聪明的多，既然天子被自己关进笼子里面了，那么自己就是主角，主角不一定就是剧情中地位最高的人，事实上主角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剧情中地位最高的人，而关进笼子里的天子也要时不时在非关键时刻出来客串演一下剧情中最高地位的人。
再比如北魏时期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的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
由于水平的差距，孙可望终究只是一个猛人，算不上枭雄，更不是英雄。
孙可望已经逐步失去理智，当他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朱由榔坐不住了。朱由榔简直是如坐针毡，随时随地感觉到到头顶上悬挂着一把锋利的宝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就没了。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亲信把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李定国。他们对李定国的战功、兵力、人品和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
所以朱由榔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自然是要拼死挣扎的，必须要拼命地把李定国拉倒自己这一边来，让孙可望不敢太嚣张，搞这种事情，南明向来不缺乏人才。
他们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出谋划策，如何威震西南，打压李、刘两王；另一方面，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在南明不断的努力下，果然孙可望和李定国的梁子越结越深，本来两个人也就是心里不满，有时候发发牢骚，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竟然日趋白热化，谁都看不惯谁。
这次孙可望在李定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进入湖南。李定国心里就有疙瘩的——我打了胜仗，你过来干嘛？
永历七年（1653）二月，打了两场胜仗的孙可望率军到沅州，他决定要在沅州召开军事会议。
同学们，大家注意，这次会议是比较重要的，过程也是比较值得推敲的。
关于这次的军事会议，后世的记载是孙可望阴谋搞“鸿门宴”，以开军事会议的名义诱捕李定国。李定国留个心眼，派他的心腹先行带领先锋部队向沅州靠拢，后来刘文秀的儿子洞悉了孙可望的阴谋（注意，刘文秀因为在四川打了败仗，被孙可望给罢免了，刘文秀的儿子有没有搞离间，实在很难讲），向李定国报告，李定国忍辱负重，怀着惹不起但是躲得起的悲愤心情，从湖南跑到了广西，避免了上演“同室操戈”的惨剧，为了维护大西军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牺牲。
李定国还写了封信给孙可望：“今天好不容易取得这么好的局面，成败就在眼前，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恢复大明江山，请你不要听信谗言，使我们自相残害，希望你能够三思呀。”
当然这个是从李定国的角度看的问题，由于最终李定国坚持抗清，明朝遗老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自然是认为孙可望是搅屎棍，是坏人，李定国是大局为重，是好人。说到底，还是立场问题。
我们如果从孙可望的角度，就会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第一，何以见得孙可望要摆的就是鸿门宴。第二，就算要摆鸿门宴，为什么要搞得人尽皆知。第三，李定国的部队并不少，孙可望是否有这个把握。第四，孙可望为什么跑到湖南来杀李定国，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老巢。第五，面对有实权并且已经出了名的李定国，孙可望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至于李定国那封信，在孙可望看来，那就是毫不留情的地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历史不容假设，翻开历史的迷雾，我只能说，这次可能是个阴谋（这个确实没办法排除），但是也可能是一次和好的机会，更可能是就是一次军事会议，为刚刚开创的大好形势作进一步的安排。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在这个重要的关口确定今后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后来确实因为没有方向，形势急转直下。
可惜的是，由于孙可望一向心胸狭窄，而李定国也是一向对孙可望不太服气。导致在这次事件中，这两个人一个认为对方违抗军令，另外一个认为对方心怀叵测。 事实上，后来李定国当了一把手之后，他对于刘文秀的防备绝对不比孙可望对他的少。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啊！
不管是什么情况，1653年，这一年，对南明来说，是个悲剧，最终的结局是，因为孙可望召开这次会议，而李定国没有奉号令，气量狭小的孙可望甚至派出冯双礼派兵前往袭击，而李定国奋起反击，最后孙李失和，从此分道扬镳。
而永历王朝的实力就在互相倾轧中慢慢磨掉了，丧失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绝佳的机会。###第57章 再次发光发热的洪承畴
正所谓此消彼长，对满清来说，尼堪率领大军身死沙场，而且损失了很多精锐八旗，吴三桂因为实力问题，暂时也不敢继续进军，顺治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艰难归艰难，顺治最终还是挺了过来，这是不容易的，顺治之所以能挺过来，除了名字起的好，还靠了我们的老熟人——洪承畴。
前面已经介绍过，洪承畴再次启用为五省总督（湖南、两广、云贵）。相比上次多尔衮认命他为江南五省总督不同的时候，这次的洪承畴权力更大，上次洪承畴主要负责政务，这次洪承畴主要负责军务。
顺治皇帝对洪承畴是寄予厚望的，临行前，顺治帝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权：“应巡历者随便巡历，镇抚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清朝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补调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
从满清角度来说，洪承畴的确是不负期望。
满清入关，论战功豪格以评定张献忠的战绩排名第五，前面四位中的三位已经各就各位了：多铎、吴三桂、勒克德浑。
这另外一个就是洪承畴。尼堪挂了之后，满清朝野震动，一听到李定国的名字就颤栗不已，这个时候，作为总督军务兼理粮饷的洪承畴，这个屡次为大明朝力挽狂澜的洪承畴，这个汉奸的洪承畴，再一次立下大功——为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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