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器- 第2节

　　日本人来了后，爷爷为了防备为一，专门改建了书塾，秘建了这一设施，作为危急时儿女们的逃生之路，不想还真派上了用场。

　　日军突然进村，在抓走爷爷奶奶时，已经将全村封锁。爷爷请的家塾老师佘先生，在日寇进入家塾搜查之前，迅速将四个孩子推进夹墙之内，并让他们进入枯井中躲藏。而他自己，安然端坐在家塾之内，铁心追随虞老爷夫妇踏焰西去。

　　佘先生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是从沈阳逃难而来的旧式文人，还是前清的秀才。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晓。

　　芦沟桥事变后，他带着两个女儿，从北平顺着陇海路，一路逃荒到苏北。当时，饿殍枕藉，遍地难民。奶奶专门在村里开了粥棚，救济逃荒的难民。

　　据说佘先生带着两个十岁出头的同胞女儿，走到虞家村时，三人都走不动了。或者这就是缘分，奶奶在粥棚内看到佘先生的两个泥猴子一样的孪生女儿时，小脚也就跟着就挪不动了。

　　两个小姐妹头发乱得象一堆稻草，身上脏得象两个泥人，睁着两双惊恐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奶奶。奶奶将她们领回家里，让她们洗澡换衣，收留了她们父女三人。

　　爷爷只与佘先生交谈了一次，便请他做起了家塾的老师，奶奶则收佘氏姐妹俩为义女。从此，佘先生便在虞家村安顿下来，做了两年多时间的家塾先生，教虞新河、虞新民兄弟和自己两个女儿读书。

　　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被焚毁的当夜，凌晨时分，虞新河带着弟弟虞新民和两个小姐妹，冒着大雨钻出废墟，逃离村庄。他们躲躲藏藏，避开村庄和行人，步行向东走了一天二夜，来到海边千里芦苇荡内的一个小村庄。

　　虞新河的姨父姨母家，正是在这个叫半沙村的小村庄里。已经14岁的虞新河带着三个都是11岁的弟弟妹妹，在姨父姨母家躲藏了两年。1943年春节后，他们离开姨父家，开始流浪四乡，只到日本人投降后，才返回虞家村。

　　虽然父亲母亲和小爷小婶对这二年的经历，口风很严，不曾对外透露一星半点。但村里的老人们都信誓旦旦地说，这两年间，县城和全县各据点，一天也没安宁过，日本人、汉奸一旦落单，就会被人杀死。到日本人投降前，参与虞家村大屠杀的日本人和汉奸，基本都被追杀殆尽。

　　虞松远曾感到怀疑，也觉得难以想象。父亲当时只有16岁，而妈妈和小爷小婶都只有13岁，他们只是四个孩子，这怎么可能？

　　姨父家所在的半沙村，离日军据点二圣港只有三十多华里。这里人烟稀少，村庄四周都是草滩和芦苇荡，偏僻荒凉，是一个游击区。与这里相隔不足二十公里的废黄河和中山河南边，就是新四军三师八旅的根据地。

　　姨父叫章文伯，是一个小地主，与虞松远爷爷一样，都是有胆有识有血性的苏北进步乡绅。他自幼习武，性格刚烈，曾在军阀张邦昌的部队当过两年营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陈师长江。1925年10月，孙传芳吹起反奉号角，奉军大败，江苏督办杨宇霆仓皇北逃。此战直军大胜，孙传芳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苏北全境被直军占领。兵锋直达徐州，与山东督办张宗昌对峙。

　　姨父重伤，不得不离开东北军。他带着全家躲到海滨千里荒草滩和芦苇荡中，垦荒种田，逐渐有了家业。姨父生性刚烈，宁折不弯，在东北军数年，骨子里面染上了不少绿林豪情。用姨母的话说，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在姨父家两年，虞新河和虞新民兄弟跟着姨父习武、练枪法，力气、武功、枪法都大有进步，尤其是虞新河的长短枪枪法，虞新民的飞刀神技，几乎都到了百发百中的地步。一心报仇雪恨的佘氏姐妹俩，也跟着哥哥习武练功。

　　1942年农历二月初六夜里，天气阴沉，乌云翻滚。驻在二圣港的日军一个小队，加上伪盐警队共150多人，对二圣港周边乡下进行扫荡。

　　鬼子从村外的三座坟方向奔袭而来，村里及周边村庄的村民都跑反去了。姨父没有跑，他带着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以及自己的两个儿子、五个侄子，下决心利用暗夜攻击这股日伪军。

　　日伪军带着一百多辆小推车，车上装满了从沿途村庄抢劫来的粮食、物资。他们迅速包围了半沙村，见村民都已经跑反去了，村庄内阒无人声，便准备进村抢劫。姨父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守在村庄西头。虞新河、虞新民带着其他人守在村庄东头。

　　只有13岁的佘氏姐妹，则一人提着一支盒子枪，每人的腰上都挂着两枚日本产的香瓜手雷。她们守着内宅的门，负责保护姨母的安全。姨母腰里也插着手枪，她按照姨父的安排，将细软打好两个包袱，随时准备向中山河南岸转移。

　　“砰！”

　　当日伪军大摇大摆地快接近村庄时，姨父的盒子炮率先响了。十几枝长短枪立即泼出一阵弹雨，几枚日本生产的香瓜手雷，在敌丛中爆炸。敌伪毫无防备，一下被打倒**人，剩余的敌人立即逃回了村外的壕沟内。

　　日伪军迅速整理队伍，开始攻击村庄。两个掷弹筒象长了眼睛一样，不时对村庄内的火力点进行轰击，姨父的两个侄子都被炸伤，三名家丁被炸死。虞新河手上的家伙是一长两短，他带着仅13岁的虞新民，迅速爬到草房顶上。两人精确瞄，连续几枪干掉了日军掷弹手。

　　日军的机枪象长了眼睛一样，迅速向他们泼来一阵弹雨，兄弟俩已经快速转移到旁边的房顶上，精确击杀敌两名机枪手。他们不断变换位置，从一间房屋顶跳到另一间房屋顶，不断精确点射露出脑袋的昌伪军。

　　虞新河眼力好，隐约看到一个日军不时举起指挥刀，仔细瞄准后，一枪爆了日军军官的脑袋。由于是对周边乡村进行扫荡，日军只有一个步兵小队，未带迫击炮。掷弹筒和机枪被压制，火力就受到影响了，几轮进攻，都被打退，又丢下几具尸体。

　　在暗夜的掩护下，整整两个多小时，日伪军一百多人，竟然被十几个乡民和十几条长短枪，死死压制在村外的壕沟里动弹不得。就在双方相互对峙、僵持不下的时候，新四军驻中山河东杨集、界碑一带的三师八旅第二十四团一个营，得到日军下乡扫荡的情报后，一路奔袭而来，日伪军不得不狼狈撤退。

　　这一仗，姨父带着子侄十余人，与日伪军一百五十余人对抗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日军中队长克木少佐在内的十一名日伪军被击毙，三十余人被打伤，缴获长短枪十几枝，佐官指挥刀一把。而我仅死三人，伤六七人。

　　1942年初，新四军《盐阜大众报》，专门报道了乡绅章文伯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

　　在日寇占领苏北期间，虞新河与虞新民兄弟一直没有回过虞家村。但是，村里老人们都说，他们在滨海大地上，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不时击杀日伪军零散人员。灌江县侦辑队臭名远扬、血债累累的大队长刘麻子，就是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被他们在一个暗夜，在灌江县城老巢内将其割喉，死状极惨。

　　刘麻子身长九尺，是灌河河匪出身，武功高强，善使双枪，杀人如麻。日军占领后，他投降日军，当了侦辑队长，新四军和进步百姓，死在他手上的不下数百人。他参与日军火烧虞家村，后又扬言要活捉虞氏兄弟，铲草除根。

　　1943年端午节夜里，位于县城日军营区内的侦辑队大院，遭到血腥夜袭。当晚营区内未发一枪，没有任何异常，但侦辑队从上到下十七人，这些跟随刘麻子绑票杀人、血债累累的惯匪们，全部被人近距离格杀。伤口都在喉部，极其准确，只有一刀。

　　这些深入虎穴、惊天动地的除奸或杀敌行动，虽然“作案人”并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但日伪军和县城周边的民众，都知道是大仇在身的虞氏兄弟所为。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县城和各据点被闹得鸡犬不宁，草木皆兵。一提到“双枪虞新和”和“小刀虞新民”，日伪军人人胆寒，个个魂丧。

　　
　第三章　羊入狼群　＇本章字数：33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17　17：28：41。0＇
　　　直到日军投降之前，县城各据点，还都四处张贴着伪县政府用五千元大洋悬赏虞新河兄弟人头的布告。

　　日军投降后，虞新河、虞新民两兄弟，驾着马车，腰插双枪，带着佘氏姐妹俩，风风光光地回到故乡虞家村。此时，家中已经片瓦不存，一贫如洗，但村民们还是共同推举虞新河担任了族长。

　　虞新河、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兴建了两座大草屋。并从枯井里挖出当年佘先生藏匿的书籍、器物和少量金银，决心从零开始，重振虞氏家业。

　　抗战胜利那年春节，兄弟俩分别与佘氏姐妹大婚。姐姐佘文芳嫁给虞新河，而妹妹佘文秀，则嫁给了虞新民。据说，成婚大典是当年虞家村、乃至全县的一大盛事，四周乡绅都来庆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共产党的县长和国民党的县长，都亲来贺喜。

　　国共内战开始前，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爱将，国民党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志泰少将，曾对只有20岁的虞新河许以税警团团长的高官厚禄，但虞新河兄弟俩不想参加内战，国仇家恨已报，他们甘愿隐身民间，当回农民。

　　让成年后的虞松远始终不解的是，爱憎分明的父亲和小爷，为什么没有加入共产党呢，这成了虞松远后来的一块心病，一直想搞个明白。

　　父亲和小爷，母亲和小婶，对他们那几年的行踪，从来缄口不言，秘而不宣。但虞松远还是从村子里老人们的口中得知，或许是姨爹的死，让他们选择自愿为民。

　　姨爹虽然屡次抗击日寇，有功于国家民族，但他是一个旧军人、小地主，性格又过于耿直刚烈。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他因闹情绪和消极抵制，而受到残酷斗争，最终郁闷而亡。姨奶也被作为地主婆，游街批斗，后因不甘受辱，在姨爹死后第三天，也投河自尽。

　　虞松远自己也认为，姨爹虽然是个地主，但他所在的地方，当年都是茫茫苇荡和荒野草滩，他所有的土地并不是抢夺、霸占别人来的，而是他自己带领子侄开荒所得，也难怪他想不通要闹情绪。想到这点，虞松远开始有点理解大和小爷了。

　　那时候，姨爹的儿子和侄儿们都已经逃到了外地亲戚家。姨爹和姨奶的后事，都是父亲虞新河和小爷虞新民兄弟出面承办的。他们兄弟俩威名远扬，又无可以批斗他们的理由，地方干部们并没有为难他们。

　　姨爹的死是不是父亲虞新河兄弟俩甘愿埋名乡里的唯一原因，虞松远不得而知。但他能肯定，威名赫赫、英雄无敌、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父亲和小爷，姨爹姨奶的惨死，肯定对他们的人生选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1949年苏北全境解放时，虞新河早已家道破落，仅剩下几间四面漏风的破茅屋，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赤贫农户。土地改革时，被评了个下中农的成份。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从老宅地下枯井里悄悄起出的几件古物，包括几本线装古书、一些字画、瓷器，以及一块明代御赐烫金牌匾。

　　“社教”运动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