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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道观应管束所属的僧尼和道士，不得在外欺诈、勒索百姓；
僧尼、道士还俗，听凭自愿……
阻力当然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不过总的来说，我采取的是“限制”而不是“灭绝”、“禁止”，要温和的多，受到的阻力自然也要比拓跋焘、宇文邕小许多。
并且，我还采取了一些“怀柔”手段，比如给某些“得道高僧”一些荣誉，让他们有面子。比如少林寺，自然是三级甲等，有寺众千余人，原该有田产一万五千亩，朝廷恩旨，又加给“方丈等高僧免赋职分田（这些高僧常有“国师”一类头衔）三千亩”。至于最低的一级丙等的寺庙，只能有十来个和尚，百把亩地。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降低实行的难度，以及其他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这一措施，仅限于内地的十三道（除陇右的鄯善、且末、伊吾、西海、河源五郡，这些地方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受当时全民信佛的西域影响，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在安北都护（不包括汉地的榆林、五原、定襄三郡）、南宁都护的西部（大理郡以西）、安东都护的大部（不包括移民为主的辽西、辽东和燕郡），佛教（主要是中原化了的净土宗、禅宗）的发展，还得到了鼓励，朝廷甚至派出僧侣，到这些地方传播佛教。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鄯善等陇右五郡、黄海郡、南宁都护的其他地方、安南都护特别是它的南部，对佛教既不鼓励，也未严格限制（只规定寺庙要有名册、外出要带“名帖”、不得欺诈百姓、士绅百姓不得将土地送给寺庙，对于寺庙规模并未加以限制）。
更重要的是，我的措施，得到了儒家的支持，儒家的思想里，是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此外，相当一部分百姓也是支持的，此时的佛教发展，在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压迫普通百姓的程度，特别是一部分原本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的百姓，借此得到了土地………当时在河南（包括今天的山东）、关中这样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已经出现地少人多，每户授予“永业田”，无法满足规定的三十亩，只有二十亩甚至更少，朝廷除了鼓励移民，设法再找到一些土地重新分配，也是一种手段。
而朝廷借此，增加了缴纳赋税的人口，限制了宗教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力，特别是限制了宗教对国家财富的占有。大业十八年九月，在实行“钦定天下佛道寺观等级诏”的地区内，约有僧尼、道士超过三百万，占有土地山林在七千万亩以上，“天下庄园，十占其二”，到大业二十一年五月（将近三年的时间）限制佛道的措施基本完成，下降到约一百万略多，占有土地山林不足一千五百万亩，其中还有将近半数要“减半纳赋”。
第一百四十四章 土地改革
一个帝王治理国家，“武功”只是一个方面，“文治”往往更加重要。
况且，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依靠，“武功”也很难有效的实现。
所以，请大家不要介意我提一些与战争无关的琐碎东西。
实行“新政”，既要“节流”，更需“开源”，然而对百姓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无疑是自取灭亡之道。既要增加政府的财赋，又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土地问题，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提到封建社会，人们总想到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剥削农民。事实上，中国的儒家学说，一向提倡的，是一个“自耕农”社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中国历史上，经过改朝换代以后，通常会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多次实行过“均田制”（隋唐都实行的均田制），但是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土地兼并就会加剧，越是我们后来认为的长治久安的“盛世”，这一趋势越为严重。
隋初推行“均田制”，至此时已经四十多年，随着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的趋势，又开始显现。特别是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贵族集团，除了依照法律合法拥有的“爵禄田”（可以世袭）和“职分田”（不能世袭），都大量占有土地，多者可达十万亩以上。
职分田，是俸禄的一种补充，通常和爵禄田一样不用纳税，但去职后要交还国家。中国古代的官员，虽然收入不菲，但开支也大，古代没有“公车”，骑马坐轿，都要自己出钱，衙门里的差役，许多也得自己出钱，既然是官员，少不得还要请佣人，加上往往是一大家子，老婆孩子一大堆，仅靠俸禄，确实可能入不敷出，不给“高薪”，往往只有贪污，但俸禄过高，政府财力又有困难，所以在隋唐，往往给官员职分田作为弥补。当然，官员们是不会自己下地的，一般是出租收佃。
而中国古代的税制，通常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人头税”，老百姓按人口纳税，贵族和僧侣阶层往往有纳税的“豁免权”；另外一种是“地亩税”，按拥有田地的多少缴纳赋税。这两种税制常交替采用，比如先秦的“井田”，其实该算“地亩税”，唐代中期也实行的“地亩税”，不过因为多有反复，“人头税”实行的时间更长，不少人还以为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实行“地亩税”的发端。
从缴纳的税赋形式，又可以分为“实物税”和“钱税”，通常认为，“钱税”较“实物税”是一种进步，但也往往使百姓税负加重。
隋朝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其实是一种按户实行的“人头税”，开皇年间，一户纳粮两石，大业年间，增至三石，此外再缴纳棉麻绢布，相对一户三十亩地，税负并不算重。但是随着土地兼并，一部分农民失去（或者减少）土地，却依旧要缴纳赋税，而贵族地主占有土地后，原有的赋税还要已经没有土地的“旧主”承担，显然不公平。所以户口流失的现象，日渐加重，而户口流失，则意味着官府的税收损失。
（注：其实中国古代的正税，向来并不太重，鼓励恢复生产的时期尤其如此，比如当时一户有田三十亩，纳粮三石，合大约二百斤………一石六十斤，但有资料显示隋时一斤相当于今天六百来克，也就是一斤二三两，加上其他赋税如布、麻折算成粮食，即便翻上一倍，合每亩不过十余斤，虽然当时生产力水平落后，但一亩收个一两百斤应该还是可以的。其实可怕的是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什么淋尖踢斛不过是小儿科，可怕的一是“加征”，如明朝为了和满人打仗的辽饷；二是“预收”，就是提前“借”该收的粮税，当然是有借无还，如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四川军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预收”到了七十年代，甚至有到二十一世纪中期的。）
我在前几年就开始注意土地的问题了，但是在这个关乎“国本”的问题上，行事必须非常谨慎。
首先，这几年通过科举、军功等，许多平民出身者进入统治阶层，不少人封了爵位，成为新贵族，而旧贵族出身者中，也有封爵升爵者。对于这些人，我以“天下田地，不足封赏”，在确保他们的“永业田”以外，只给了不能世袭的“职分田”，没有授予“爵禄田”。赏赐方面，我一贯“多给财货，吝于田地”，金银珠宝，包括宅第都好说，可是这地，实在小气。
同时，朝廷几乎每年都会下旨，强调“均田”，限制土地买卖。
土地是国家根本啊。
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旧贵族占有的大量土地依旧存在，土地兼并虽有遏制，却无法禁止。
还在窦建德主政江南东道的时候，我就命他在江南东道的郡县进行了“试验”：实行“地亩税”，大致按土地产出的十分之一缴纳赋税，但超出国家规定的“户均三十亩”的部分，则“加租两成”，即按百分之一十二缴纳。在取得经验以后，“地亩税”在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渐次推开。
这些地方，相对而言，在当时还属于地广人稀，土地易于分配，加上其旧贵族的势力远不如北方的关陇集团强大，上层官员又大多来自外地，与当地世族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实行起对旧贵族和世族显然不利的“地亩税”，显然要容易得多。
在这些地方，土地虽然允许买卖，但必须到官府备案，办理手续，双方都要给官府缴纳一笔“交易税”………卖主是交易额的十分之一，买主是交易额的五分之一，以后买主要承担所有的赋税。这样放开土地买卖，反而在实际上更有效的遏制了土地兼并。
占有土地越多，赋税越重。
同时，这一措施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南方对土地的盲目开垦………与其大量增加土地，不如提高土地产量。当然，土地并不是不开发，而是由官府组织人（比如移民、大户分小户后授田）进行有计划的开发。
在北方，没收李浑家族的土地，从宇文述家族分出一小部分土地后，没收部分寺庙庙产后（大业十八年以前），我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但是规模有限得很。
大业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在下诏限制佛道的三天后，下旨确定凡由寺庙道观收回的田地分配后，一律实行“地亩税”。
大业十八年十月一日，诏旨免关中旱区一年钱粮，同时下诏在淮南、河南、河北三道，各挑选一个郡，试行“地亩税”。这三道的贵族势力，虽然强于江南，但较之关陇集团，依然要好对付得多。
大业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再诏东西两川和江汉道各以一郡试行“地亩税”。
大业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以虞世基的弟弟、余姚人虞世南为从三品“六道地税巡检大使”，作为钦差大臣，在六道督促“地亩税”的试行。
大业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下诏：佃户收租，主产不得过三成五，副产不得过两成五，且朝廷赋税，概由主家承担，不得令佃者承受；因故豁免税赋，则当时收租，主产不得过两成，副产不得过一成。但同时也明令：租约既成，佃者亦当履约，有约无故不行，可处笞杖之刑，官府强令履约，主家可收回租约，另租他人，但非此，主家不得单方毁约。
大业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针对“军功爵禄”，诏旨明确每户减免赋税的田亩，在“无爵者三十亩，男爵四十亩，子爵五十亩。”
第一百四十五章 儿女的婚事
另外一件重要的内政，就是“移民”。
中国人的传统，是安土重迁的，移民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而这几年，总体来讲，国家还算太平。
为了鼓励移民，朝廷采取了许多鼓励的办法：
移民一户的土地，可以达到数十亩甚至近百亩（移民江南、岭南的，仍然是三十亩一户，而往边远的辽河乃至室韦等地，则可以达到男六十亩、女三十亩，闽地的移民，则是男三十亩，女十五亩）；移民通常有三至五年可以不交赋税，此后移民缴纳的粮食，大约相当于产出的十五分之一，充作驻军的一部分军粮，在突厥等地的移民中，许多改为从事牧业（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环境，对于农业，并未一味鼓励），则以缴纳相应的牲畜为主，可以为官军放牧战马替代部分赋税，十年后才增加到与内地相当的水平（百分之十，但江南、岭南的“新移民”，免税三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