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台上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一些球迷除了高喊“裁判万岁”外，还打出了“裁判万岁”的标语。
史市长和覃仲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胡天则向他们报以诡秘地一笑。
球场上乱了起来，飞象队的队员全都涌向了裁判，大鸟队的队员则把裁判护在身后，队员间开始你推我搡，出现了肢体冲突。场外一看不妙，警察、场外裁判、双方的教练和领队全都跑进场内，迅速将双方队员拉开，把裁判护送出场外。
飞象队之所以没往下闹是有原因的，除了客场打平的结果他们还能够接受外，主要是担心日后遭到报复。因为在裁判队伍里是有小圈子的。如果你告了这个裁判，即使他不吹你以后的比赛，他的小兄弟也要吹。如果首场比赛就犯下“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错误，此后的二十多场比赛可就不好打了。飞象队还有一点心虚的是，他们一周前曾派人悄悄给裁判送去了5万元钱，裁判拿了钱却敢不办事也让他们心存顾虑。根据他们的经验，像这样的裁判城府都比较深，胆子也比较大，对付这样的裁判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如果日后他把钱退回来就蔫不声地算了，就当拍马屁被马踢了一脚。因为捅出来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受贿和行贿同样是犯罪。
中国足协为了有效地防止俱乐部和裁判员之间的行贿受贿，对裁判员到达赛区后做出了严格规定和严密地隔离措施。因此俱乐部对裁判员的行贿往往安排在赛区外进行。飞象队采用的行贿办法就是赛前跑到裁判家里送的钱。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姓杨名辉，飞象队到他家送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能不能吹这场比赛。等到足协通知下来，才知道正是吹飞象和大鸟这一场。他当时还想，这帮小子的情报怎么这样准？像裁判安排这样的高度机密，没有足协内部核心人物透露，是不会提前得到的。他拿到钱后心里有点打鼓，因为在大鸟的主场帮客队是不太好帮的。但是到了大鸟的当晚又收到了大鸟队送来的5万元后，他心里有数了。只要打平，就可以对双方都交代得过去。因为飞象作为客队只要不输就可以接受。主队虽然想赢，但比赛中如果没有赢球的机会，也只能接受打平的结果。他相信自己驾驭比赛过程的能力，只要不出意外，一定能把比赛结果操纵成平局。他庆幸的是比赛开始后飞象队先打进一球，如果大鸟队领先，他就得十分审慎地为飞象队寻找帮忙的机会。没有想到的是大鸟队在最后一分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在那种情况之下，也只好硬着头皮判了。至于错判后的后果，想必飞象队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要是心照不宣，我杨辉一定会友情后补的。
对于这场比赛的裁判，《司法报》记者萧宁作了如下的评述：“大鸟与飞象的比赛是精彩的，但裁判的表演同样精彩，他在场上活像一个高级的泥瓦匠抹来抹去，不把比赛结果抹平是绝不罢休的。他又像一位善于对症下药的心理医生，他开具的‘平球’药方，让飞象喊苦又不能不咽；让本想赢球的大鸟打成平球还得对他感恩不尽，实在是匪夷所思？如今社会上的江湖医生不也是用这种‘保健而不治病，图财而不害命’的手段行骗么？看官设想，当一个年轻轻的裁判被喊成万岁之后会不会折寿呢？！”
萧宁本是省司法局的干部，后来借调到省电视台做法制节目的嘉宾主持。她到大鸟的《司法报》记者站当记者，是为了采集一些社会热点的案例和法制建设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供法制栏目使用。作为电视节目的嘉宾主持，自然秀丽端庄，气质不凡，加上她性格开朗泼辣，敢讲敢做，在司法界、新闻界小有名气。正因为如此，很难找到般配的郎君，至今仍独身一人。
萧宁走出报社，开车来到大鸟队的驻地，找总经理胡天采访。她想听听胡经理对这场比赛和裁判怎样评价？喜欢抛头露面的胡天，见到漂亮的女记者来访，自然不会拒绝。
萧宁首先开口：“我了解到吹这场比赛的裁判名叫杨辉，还是一个国家级裁判。坦率地讲，我对他的执法十分反感，今天的比赛成了他的表演。如果不是他的胡作非为，双方都有胜球的机会，结果绝不是平球。我从网站上查到了对杨辉的一些报道，说他一向是个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你对这样的裁判怎么看？”
“我认为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还是极少数，对裁判的不良表现，多数球队之所以采取容忍的态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几乎所有的幕后交易都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查无实据；二是足球比赛规则有一条铁律，任何错误的判罚在赛后都不能更改。我听说更改比赛结果的只有一次，就是最近发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乌兹别克斯坦对巴林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比到最后还剩7分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一次罚点球的机会，但是当乌队主罚命中后，裁判说乌队有队员提前进入了禁区，判罚球无效。这个愚蠢的日本裁判却反判给了巴林发任意球。这样一来，本应在主场以1：0取胜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被裁判的一次明显失误扼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不服，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要求改判乌兹别克斯坦队获胜。但是你猜怎么着？国际足联只承认裁判是一次‘技术性失误’，但比赛结果不能更改。后来在乌兹别克斯坦足协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足联才勉强同意重赛一场。乌兹别克斯坦足协认为，重赛一场可以，但只能重赛最后7分钟，因为裁判的错误是在离比赛结束还差7分钟发生的，因此要从我们罚点球开始，再比7分钟就行了。国际足联说，同意重赛就已经是破例了，你们要是不同意重赛就算了，只打7分钟绝对不行。乌兹别克斯坦没办法，只得和巴林重赛一个全场，结果最后还是0：0握手言和。乌兹别克斯坦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又无可奈何地转回到了原来的结果上，简直窝囊死了！在中国要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更难改了，不要说比赛规则限制你，足协的领导层也不会支持你。他们这样做也有他们的道理，如果球队一输球就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裁判，的确不利于中国足球从主观上寻找失利的原因，在国际比赛中就会更不适应裁判，吃更大的亏。在这一思维定式下，足协在宏观把握上，不可避免地要向裁判倾斜，在国外也是一样。对球队来讲就要面对现实，只能去适应裁判，而不能让裁判适应你。”
“那对黑哨裁判就没有办法处罚了吗？”
“很难哪！黑哨裁判从理论上好界定，但实际处罚他就不容易了。比如裁判错判在所难免，有意无意也很难说清，加上明显的错判不能纠正，能处罚裁判的人又顾虑重重，所以操做起来很难。关起门来讲，是谁让裁判变黑的呢？除了裁判自身的原因外，多数情况下是俱乐部主动上门送钱的，顺序上是行贿在先受贿在后。所以板子全打在裁判屁股上也不公平。在足球腐败的染指下，裁判和球队同是一对受害者。现在给裁判送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既然这样，大家都不给裁判送钱不就平衡了吗？”
“你说的没错，问题也出在这儿，各俱乐部在公开的场合都会慷慨激昂地表态从我做起，坚决不行贿，但一到了底下就不一样了，总有俱乐部去破规矩，想从裁判身上偷占点便宜。有一个俱乐部开头，吃亏的俱乐部就比着干了。你不知道，俱乐部一旦从甲级降到乙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俱乐部的资产一下子缩水几千万！为了这几千万，花到裁判身上的那点钱算什么？”
“那就是说这场比赛你们也给裁判送钱了？”
胡天连忙摆着手否认说：“我可没讲给裁判送过钱！你千万别乱写啊！”
萧宁笑着说：“你们送没送钱我不知道，但这个裁判的表现可不像没拿你们钱的样子？”
胡天也笑了，说：“天机不可泄露！你怎么想象猜测都可以，但不能当真，这是件说不清的事儿。你想，我就是真送了钱，我能说吗？我说了，不但等于承认自己犯了行贿罪？而且也给大鸟抹了黑。如果深究下去，犯罪主体并不是我，是俱乐部，而俱乐部又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钱是国家的，不是我的，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你说这事该怎么定性才合适呢？啊？……”
萧宁笑着说：“看不出，胡总真狡猾。说实在的，我对你前面讲的那些顾虑也很理解，但是我觉得并没什么可怕的。”
“在你的角度讲，没什么可怕的。但站在我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像我这么个在酒厂里供职的芝麻官儿，总得实际点儿，我要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骂酒厂行贿，不是缺心眼儿吗！再往大里说，就算是俱乐部豁出去了又能怎么样？”
“不是有个足球俱乐部揭竿而起，打响了公开揭露黑哨第一枪后也没什么吗？”
“唉！什么没什么？俱乐部被罚了80万；送钱的人被罚了10万，还被判‘终生不得从事足球活动’；俱乐部的总经理不但被严重警告，而且还见了报。这还不够吗？嗨！行了行了，咱们到此为止不说了，你也别为难我了，今天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一见到美女记者的提问就不好意思柜绝。总之，你可要笔下留情啊！我的记者小姐。”
第五章
大鸟这样一个新兴的地级市，在很短的时间里组建起一个甲级足球俱乐部是相当轰动的事，市长史方明，酒厂厂长覃仲乙、副厂长胡天都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除了经常被当地的媒体报道外，还上了两次了央视的体育节目。真可谓“十年苦窗无人问，一夜足球天下知”。媒体的不断渲染，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压力，于是越发感到比赛胜负的重要。第二场比赛0：3输给宝通队之后，他们觉得当务之急是增强实力。由弱变强的办法固然很多，但眼下最快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引进外援。尽管俱乐部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覃、胡二人还是决定要买。两周后，他们通过大东方体育经纪公司购进了两名尼日利亚外援。俱乐部引进外援的消息不胫而走，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很多球迷还跑到球场观看训练，他们期待着外援在第五轮比赛允许上场时，能帮大鸟打个翻身仗。队员们经过和外援的合练后也增添了信心，个个摩拳擦掌等待一搏。马炳宽教练也做了精心准备，甚至赛前还带领几名主力队员到圆通寺上了香。
这一天，终于在大鸟主场迎来了第五场比赛。
这一场对银帆队的比赛，对大鸟队来讲可是至关重要的生死决战。因为大鸟前四场的战绩是一平三负，如果在三连败后的主场和有外援助阵的情况下再拿不下来，后面的比赛就更别想赢了。
比赛晚七点进行。马炳宽提前带队来到球场，一进到球场里面，立刻被场内壮怀激烈的气氛感染了。
看台上球迷们打出了醒目的横幅标语：“誓死保卫大鸟，不成功便成仁。”
“大鸟折戢沉沙，教练下课回家。”
……
球迷方阵交替齐声高歌，有的方阵齐唱的是重新填词后的“军民大生产”：“大鸟队吆么吼嘿，拼一场吆么吼嘿，打他呀一个稀哩哩哩哗啦啦啦嗦嗦啰啰嘿！屁滚尿流么吼嘿！”
有的方阵甚至将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也改了，他们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