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身不由己地坐下，直到周舟颇费口舌地将问题给我讲明白。问题搞懂后，我也就不再有抽烟的想法，这正是周舟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题的目的所在。
周舟在我面前总是很谦虚地表现出我们的学习水平并驾齐驱，其实则不然，如果以成绩将学生划分为好中差三等的话，那周舟毫无疑问地属于学习好的那类，而我会很有自知知明地走进差生行列，周舟之所以甘为底层，是出于体谅我的原因，怕我心有成见。其实周舟大可不必这样去做，我不像有些男生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如女朋友而无地自容，尽管我不去上课，经常抄作业，学习成绩一败涂地，但依然能够昂首挺胸地去女生楼找周舟并把她搂入怀中，我并不以学习成绩好为光荣，不好为可耻。学习成绩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它仅仅是一个与你被现行教育制度压迫、同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参数而已。
通过周舟煞费苦心的督促和微薄进取心的驱使，我居然鬼使神差般地在三天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复习高数，并信心十足地走进考场，又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场，没有随近一半人成绩不及格的波逐流。
另外三门考试也被我的努力和考前在各方面做出的充分准备共同作用，一一通过。
8。电脑
期末考试过后，大家商量在宿舍内置办一台电脑，价钱平摊，每人一千块钱。马杰对此事始终持热衷态度，他打着学习的旗号向他妈要了一千块钱，实则却是为了玩游戏、看VCD（多数是毛片儿）、上网泡姑娘。经过无数次的讨价还价、软磨硬泡、摆事实讲道理后，我们最终以五千七百元的价格攒了一台配置在当时还算领导潮流的机器，剩下的三百块钱雇了一辆黑车将电脑拉到学校，又在一外地男子手中购得WIN98盗版盘一张，此外，还去搓了一顿。尽管我们在吃得已至饱和、喝得已不清醒的情况下仍在不断地加菜、让服务员一瓶瓶地上啤酒，但还是剩下二十七块钱无论如何也花不出去。张超凡建议用这些钱买软件盘，马杰说买游戏盘，赵迪说买两盆花净化空气，我和杨阳一致同意买CD，齐思新说去买毛片儿，不一而足，各抒己见。当时居然谁也没有想到将这二十七块钱分了，每人四块五。
几天后，为了花掉这二十七块钱，我们又一同去吃羊肉串，吃得甚为尽兴。结帐时，我们给了老板二十七块钱，他揪住我们死死不放，说：“差他妈远了！”我们只得又凑出两个二十七块钱，才算了事。
9。乐队
暑假来临，大家并没有因为放假而离开学校。
张超凡为了学习留在学校，当我问到他还有什么可学的时候，他说要学的东西简直太多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马杰没有回家是为了可以不分昼夜地守在电脑前玩游戏、看毛片儿，在家里他妈每天都要让他用电脑帮着算帐。赵迪留在学校是为了过小资生活，用电火锅煮面还沃鸡蛋，看得我一个劲儿地流口水，第二天我就去早市儿买了两斤鸡蛋，让赵迪下次煮面的时候捎带手给我沃两个。
宿舍用电有限制，每当赵迪煮面与马杰看毛片儿同步进行时，必会跳闸，导致电火锅和电脑同时停止了工作，其结果是赵迪皱着眉头吞下半生不熟的面条，马杰看到兴起时画面突然变成黑屏。为此，他俩争执不休，经过多方调节，两人最终达成这样一项协议：马杰在每日早、中、晚的吃饭时间里停止使用电脑，以便保证赵迪能够用电火锅将面煮熟，但赵迪必须为此付出每次煮完面让马杰先吃一口的惨重代价。
齐思新留在学校一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与佟小娅厮混一起，佟小娅在学校报了一个英语口语班；二是因为我们的乐队成立了，齐思新作为鼓手加入乐队。据齐思新自己讲，他小学时曾在学校鼓号队敲过小军鼓，算作有些基础，至少比我们强。
杨阳在乐队中担任主唱和贝司，我负责节奏吉他，钟风也放假了，作为主音吉他加入乐队，我们就这样一拍即合。
为了找到一个可供排练的场地，我们几经询问，四方打探，最终在一栋十八层高的商品楼里租得地下室一间，房租250元，四个人均摊。我们本想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民房，但那些房主在得知房子将被我们用于乐队排练时，无不摇头摆手，连声说“NO！”（久居大学周边，耳闻目染，当然会说些英语），因为以前曾有学生乐队租过这里的民房排练，搞得四周鸡飞狗跳，老人又哭又叫，妇女月经不调，小孩大便干燥，所以房主们对我们表现出坚决不可以的态度。
我们又从一支本校乐队手中购得二手乐器，价格低廉又适宜我们使用。这支乐队曾经在学校里声名显赫，如今成员们已经毕业，即将各奔东西，走向各自的道路。他们的主唱接过我们买乐器的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趁现在能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于是我们四人每天凑在一起反复排练，查缺补漏，不断磨合。几周下来，颇见成效，周舟已经能够做到不堵耳朵走进我们的排练室了。
这期间，我完成了生命中的重要体验——我和周舟将爱情彻底进行到了底。
10。钟风和何乐
这段时间，周舟每天都要来排练室目睹乐队的成长，还可以帮我们收拾狼狈不堪的房间。我们的排练室脏乱差得惨不忍睹，墙角堆积着无数个烟头，电吉他与贝司的音频线混乱地交织在一起，食品袋、烟盒、打火机满目皆是，各种乐谱肆意出现在乱得不能再乱的房间的每个角落。周舟对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能否排练出好的音乐表示怀疑，所以每次排练后，都要帮我们清理杂乱的房间。
有时候，周舟会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用纸堵住耳朵听我们演奏。周舟能够起到音乐监制的作用，每当我们演奏完一曲，大家便会将目光转向周舟，问她感觉如何。周舟在这个时候只说两个词，一个是“一般”，一个是“还行”。起初，我们并没有发觉这两个词语之间有何差别，但日久天长，我们从周舟的面部表情中发现了这两个词语间的微妙关系。每当周舟说“一般”的时候，都是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并伴以眉头微蹙；而周舟每次说“还行”的时候都是脱口而出，面带轻松的微笑，如果周舟的脚或身体在我们的某次演奏中随着节奏打拍子或晃动的话，那么她对这次演奏的评论一定是“还行”，也就是说，“还行”和“一般”在此处分别代表着“及格”和“不及格”。所以，每当周舟对我们上一次演奏的评价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会重练一次，直至周舟说“还行”为止。
只是我们从始至终就没有听到过周舟说“不错”的时候。
一次，钟风带何乐来排练室玩，大家买了些食物和啤酒，边吃边唱歌，一直玩到很晚。喝酒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时间，直到啤酒被喝光，何乐才想起自己还要回学校睡觉，可早已过了末班车时间。就在我们正不知所措的时候，钟风放下手中的吉他，走出屋子。
稍后，门开了，钟风吃力地抬着一张行军床进来，说：“我从物业那儿找了一张床，一天一块钱。”就这样，我们在原本拥挤的排练室里又摆下一张床。
我们隔壁宿舍的一个同学因无法忍受学业压力，远走他乡，去了英国留学。他离开祖国的心情过于急迫，尚未搬走自己的行李，就乘着飞机消失了。钟风将此人的被褥搬到排练室，铺在行军床上，一屁股坐上去说：“真他妈舒服，今晚我和何乐就睡这儿了，你们都走吧！”
何乐的脸上浮起一片红晕。
第二天中午吃过饭，我们背着吉他来到排练室，门还在里面紧锁着。我们手脚并用地敲门，钟风在里面喊道：“轻点儿，门都踢坏了！”
“我们就是要把门踢开，看你丫在里面干什么呢！”
片刻后，钟风打开门，我们蜂拥而入。被褥已收拾整齐摆放在床头，何乐披头散发不好意思地坐在床边，钟风坐下搂住她说：“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此后，钟风一有机会便带何乐来排演室玩，而且故意玩到很晚——过了末班车的时间。我们也会故意拖到很晚还不回宿舍睡觉，直到钟风面带不悦，何乐面露倦意的时候，我们才会嬉笑着离去。有时我们也会知趣地早早离开，并跟钟风道别：“早点儿休息吧，不耽误你们了。”“滚蛋，别瞎说啊！”我们刚走出去，钟风便把门紧紧撞上，还听到何乐的声音：“把门插好了。”
钟风的行为深深地影响到我。
11。长大成人
一日排练结束后，众人纷纷收拾东西，我放下手中的吉他倒在床上，杨阳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有点儿累，你们先回去吧，我躺会儿。”
“那我们先走了。”他们收拾完东西纷纷离去。
“你睡觉吧，我在这儿看书。”周舟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小说。
“周舟。”我躺在床上叫道。
“嗯？”周舟将眼睛从书上抬起，盯着我看。
“给我拿根烟抽。”我也盯着她看。
周舟放下手里的书，很勉强地从椅子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支，塞进我已经张开的嘴里。
“点上。”我嘴里叼着烟，发出含糊的声音。
周舟用打火机点燃了我嘴中的烟。
“坐下。”我拍着床说。
周舟坐下来，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烟后，觉得还是不抽为妙，于是将烟头搌灭。
“怎么不抽了？”周舟问我。
“不想抽了。”我抓住周舟的手，她的身体倒下来，我们的胸口贴在一起，“上来，把鞋脱了。”
周舟两只脚相互一蹭，脱掉了鞋，躺到我的身旁。
我们肩并肩，脸对脸。我开始了对周舟的亲吻，她闭上了眼睛……
事后，我们赤裸的身体紧紧地搂在一起，我不断亲吻着周舟的眼睛、鼻子、嘴，她乌黑的头发冰凉地贴在我的胸前。
我腾出一只手，拿过床边的吉他，说：“我给你唱首歌。”
周舟双手抱紧我，头依偎在我怀中，听着我唱歌。
一个避孕套正安静地躺在角落里。
避孕套让我重温了十八岁的感受。那一年，我正上高三，学校为我们举办了“十八岁成人仪式”。那一天，所有男同学无一例外地穿着父亲的、哥哥的或临时借来的西服，像个大人似的举起拳头，在团支部老师的带领下，站在国旗下面庄严宣誓：“我今天正式加入成人的行列，我要为社会主义建议鞠躬尽瘁；从今天起，我们就能够明目张胆地看成人录相、讲成人笑话。”当然，后半句话是我当时自己想出来的，并在心中反复叨念了许久。
今天，我再次经历了当年穿西服时的感觉。在我带上避孕套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此时俨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也就是说，我的生理成人仪式是在这一刻才开始的。
西服和避孕套，完成了我的两次意义深远的仪式。
高三“成人仪式”的那天晚上，我和韩露手拉手，沿着马路慢慢地走。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确立，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做那件事情，是趁热打铁，把生米煮成熟饭，还是拖泥带水地继续加强彼此间的了解，直至双方情投意合，等待问题的迎刃而解，或者是继续坚守本方阵地，直至抵挡不住对方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