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这些钱，但这些钱我挣得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借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呢，于是我便推托说我的钱全进了货，而货又压在手里，拿不出现金。沈丽险些给我跪下，她哭泣着对我说：“兰姐，我求求你了，你无论如何也要借给我钱，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一个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借钱的人。”
“那你借钱给她了吗？”杨阳问道。
马晓兰看了一眼杨阳，继续说道：“我问沈丽借钱干什么用，她说是交学费，家里不能给她拿出这么多钱来，接着，她给我讲述了自已的故事。沈丽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她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因为家境贫穷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沈丽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辆卡车从腿上压过去，肇事司机开车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里人把她爸送到县医院的，人是救过来了，腿却没有了，只能整日瘫痪在床。为了给她爸治好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沈丽她妈和她哥的意思是让沈丽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县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干农活，挣些钱养家，但沈丽却背着他们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沈丽的心情特别沉重，她把通知书藏在村头的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如果通知书让她哥哥发现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撕掉。
沈丽说，她既不比别人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就没有上学的权力，她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学。没有经过家里的允许，沈丽坐上来北京的火车，车票钱是她在县城洗了一个月的碗挣到的，她说毕业前她是不会回家的。
沈丽把她的身份证塞到我手里说：“兰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借钱不还的，这是我的身份证，你拿着，我以后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你。‘我很欣赏沈丽这个女孩，便到取款机取出3000块钱借给她。
“所以你为了让她尽早还钱，就拉她下水了？”杨阳问道。
马晓兰没有在意杨阳的态度，又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让沈丽还钱给我，那3000块钱就算是我资助她的，可是，四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绍到一家歌厅上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遇见沈丽，她说她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是按电线杆上面贴的小广告找到这里的，她还说，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19马晓兰和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她“兰姐”，她经常来排练室听我们演奏，我们也会在没有烟抽的时候向她要一根。兰姐抽“MORE”牌香烟，这是一种专为女士设计的香烟，一点劲儿都没有，抽起来只有薄荷的清爽。兰姐说，男士抽这种烟不好，杀精。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兰姐要烟抽的。兰姐倒是真正需要这种杀精的烟，我们经常看到她在送走一个客人后，就会点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烟吸进去。
有几次我们去找兰姐要烟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口摆着两双鞋，我们便很知趣地放下准备敲门的手，让兰姐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把钱挣到手。
那个时期，由于和兰姐接触频繁，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这个行业联系起来，譬如说：学校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则标语，是食堂的服务宗旨，内容如下：热情、规范、敏捷。我想这三个词语用在“小姐”的身上同样适合，“热情”指的是工作态度，无论是哪个行业，员工们都要对工作充满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规范”指的是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谁都要听从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领导说东你偏说西的话，那就对不起您了，哪儿凉快你就去哪儿歇着吧，在“小姐”这个行当里，如果你敢耍小聪明或者胆大妄为的话，老鸨有的是治你的招儿，除非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敏捷”是针对小姐们的个人愿望而言，她们希望客人们尽快结束战斗，不要打持久战，总是加班加点而又没有加班费的事情搁谁身上谁也不干。
我们经常和兰姐聊天，她说她喜欢和我们这群有素质的大学生谈生活、谈理想，她还接待过几个大学生，她也不嫌他们给钱少，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说实话，大学生究竟有没有素质，谁也说不好。
我们问兰姐每次收多少钱，她说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时还不收钱。我们又问兰姐，有没有倒找钱的时候，兰姐说没听说过工作还要赔钱的事情，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问兰姐，对未来有何打算，总不能做一辈子小姐，而且这个行业吃得是青春饭，岁月不饶人，兰姐说她既没太多文化，又干不了体力活，所以她要趁着年轻起早贪黑地多挣些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小店，一辈子不愁吃喝。我们问兰姐是否要组建家庭，兰姐说当然了，回老家后就找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自已嫁出去。我们说，农村的封建观念比较强，人们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么挣钱的话，他会很不高兴的。兰姐说这个问题她早已考虑许久，首先，如果她不说出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村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当过“小姐”；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已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连克隆羊都出现了更何况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比真的还真，谁也发现不了。听过兰姐的一席话，我们不得不对当代中国女性拍案叫绝，俯首贴耳。
后来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国农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轻女性们全抱以此种态度和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在几年内涌现出数以万计家食品店，这样的话，农民兄弟宁愿娶一个在田里撒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也不会娶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到那个时候，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过“小姐”，只需看她是否开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20暑假已近尾声，乐队进入休整阶段，大家作鸟兽散状，各回各家。
我慵懒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来开学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书包准备回学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周舟会是一番什么模样，我将怎么挨过余下的两年大学生活。
当我坐着52路公共汽车返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掏出手机：“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听到周舟的声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车厢内大声喊道：“周舟，哪儿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点儿来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马上到。”
此时汽车已驶过东单，正沿着长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车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隙跳下车，向车站广场奔去。
我看见周舟的时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处翘首眺望，脚下放着两个硕大的背包，皮肤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亲我一下吗？”周舟忽闪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开玩笑还是已经既往不咎，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将脸一扭，做好让我亲的准备，我把嘴凑上去，在她的小脸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问周舟：“你去哪了？”
“成都”
“一个人？”
“嗯。”
“干什么去了？”
“玩。”
“玩什么”
“什么都玩。”
“住在哪里？”
“一个高中同学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当然不是男同学了，如果是男同学我还会回来让你亲吗？”
这时我想起并没有告诉过周舟我的手机号，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听郝艾佳说的。”
“你给她打过电话？”
“嗯。”
“她干嘛要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
“她说我走后你表现得还可以。”
“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想我。”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了我，我就记下来了，也好下车后找个人来接站。”
21开学前，我剃了光头，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闷、烦恼统统抛在脑后，重新面对生活，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让时光无谓地流走，让我的悲观和绝望彻底耗尽在这个暑假。
刚刚过去的暑假异常炎热，它让我饱受烈日之苦，我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吃冷饮。我经常吃一种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饭和晚饭的需要，这种冰棍的味道已经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每个夏天，当夏日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这种熟悉的味道总会让我对那个炎热的夏天记忆犹新，使我无法忘怀曾有的郁闷和由之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