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瞥着我。这个被大学同学遗忘的人（因为他没毕业就未把他列入湘江宾馆同学聚会的名单里），脸上有种深沉的憨厚，让我同情。
“你小孩有多大了？”我找话说。他一笑：“我没小孩。”我以为他还未结婚，忍不住问他：“你老兄怎么回事？”他把笑容放进了口袋里，“我老婆有心脏病，不能生孩子。”“没有孩子好，省得自己找麻烦。”“我们带了个女孩。”他说。
“那也好，”我顺着他说，“人老了，有什么苦恼病疼，想想自己的子女也能化去一点。”他说：“我正是你这样想。”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他了，生活的利爪在他脸上留下了些抹不掉的爪樱大学时代他是何等活跃，何等引人羡慕和嫉妒啊，生活的铁拳把他打扁了。我还不至于那么不经打，继而感到我比他坚强。“你这些年还画画没有？”我换个话题说。肖脸上一塘死水似的笑容，“一直没画了。大学出来后跟村里一个模具师学做模具。平反后，进了县鞋帽厂做鞋模。这几天在长沙联系销路。”我问他住在哪里。
他说他住在同事的叔叔家里。我说：“你们出来销售，厂里还不报销住宿费？”“厂里每天补贴12元，我想尽量省下来，为家里增加点收入，我妻子是农村户口，身体又不好。”
“其实你应该幸福，”我同情地瞅着他。他丝毫不在乎我的同情，“并不是你想象的，相反，我觉得很轻快。”“那就好。”我说。我等着他问尚青青，但他始终没提尚青青一个字，我怀疑他把尚青青从他记忆的仓库里清理出去了。“你们厂做什么鞋？”我找话说。肖眼睛一亮，“什么鞋都做，皮鞋，旅游鞋，球鞋都做。你要是能联系到业务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二的回扣……你鞋帽店有熟人吗？”“没有熟人，”我抱歉地说。
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像一支蜡烛灭了。
这当儿新郎走过来请我入席，我和肖的谈话便结束了。我告诉了他地址和乘车线路，我要他到我那儿去住，但他没有来。
我估计肖克勤这一生是确实不走运，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他是那种精明且会表现自己价值的人。而我这一生却接连丢掉了两个机会像人家扔可乐瓶子。
1959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把肖克勤打成右派的系主任想要我留校。我得知尚青青分回湖南后，很干脆地说我想回湖南。我若留校，凭我的小聪明混个系主任和教授当是不会有困难的。紧跟着我又丢了第二个机会。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文艺处工作，可是没有尚那动人的身影我坐不住，继而痛恨八小时坐班。我打调动报告前后打了三份，一年后终于调到了离尚很近的一所中专教书。我要是不调学校就不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若在文化厅，现在再糟也混了个处级。我或许是个好领导，我能设法理解人，我会尽量替别人排忧解难。我是1960年夏调学校的，一年后，我像肖克勤一样因为一句话成了反革命分子。报应。
那年5月，物理老师吴从湘西奔丧回来，瘦了一圈肉。他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当时办公室里除我以外还坐着三个人。老吴说他母亲是得水肿病死的。他说农村里到处饿死人。他说了件令人呕吐的事。汽车开进凤凰县车站一停车，一胖女人下车便蹲在树下呕吐。一个衣着破烂肌黄寡瘦的孕妇等胖女人走开，便走上去抓着呕吐物吃，紧张地吃着，生怕别人抢似的。我很恶心，于是冲口说了些在当时过头的话，“旧社会还没有这种恶心事。”我说，“旧社会一个叫化子每天讨一碗饭吃是随便的事。那时候一逢年过节，我家门前就叫化子排长队，我奶奶叫一个佣人给叫化子一人舀一碗饭。现在人人都喊肚子饿，其是实在有点瞎胡闹。”
我同肖克勤一样的命运，只是更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小将整死了）很起劲地分析着我上述的这段话，把它列为三条。“第一，何光宗大肆宣扬旧社会好，其用心是妄想变天。第二，何光宗无视事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人饿肚子。试问，我们肚子饿吗？我们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哪里饿了？
第三，何光宗侮蔑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瞎胡闹，梦想国民党蒋介石打回来，让人民受第二遍苦，而他好回到那种剥削阶级的生活里去！地主阶级的传声筒——何光宗，给我站起来！“他凶凶地吼道，猛击了下桌子，砰，仿佛是一个雷劈在我脸上。
我吓得腿发软，尿也出来了。
15
在德园门口与肖克勤相遇后，下午我在家里画《月魂》那幅油画时尚青青来了。我告诉了她。“假如肖克勤今天是出现在你面前，”我审视着她说，“你会不会感情转移？”
她一笑，“我记都不记得他是什么模样了。”“那就好，”我说，不觉一种妒意飘然而至。
这种伟大之心理在我身上遗失许多许多年了，现在它却像雨露滋润禾苗样滋润着我，并且在抽穗。“我喊他来我这里住，如果肖克勤真的来了，你不要再有非分之想。”
“不得，”她脸上红喷喷地透出一股兴奋，“我真没想到你现在还有年轻人那种心态，”
“我们还只是年轻人的第一个十年，你要明白。”我说。我又拿起画笔画画。
有一段时间月亮巴巴总在我脑海里晃悠，牵着童年的梦，我决定把它画下来。正好有天我和尚青青上酒家跳舞，碰见一位老同学。他在省美协工作，他劝我认真画幅油画，看能不能选上今年的全国美展，“我会助你一臂之力，”他说道。于是我年轻时候想当画家的愿望又抬头了。回到家里，我便出钱找校木匠做了个150X120厘米的画框，绷上画布，画起《月魂》来。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女人的，其实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女人，男人对女人的爱是伟大而又奴性十足的。任何一个伟大的男人他终究要被女人征服，而不是他去征服了女人，即便他征服了女人反过来他又被女人征服了。男人可以为女人拼命，经常有这样的血案发生在世界各国，而女人很少去为男人动刀动枪，因为她们是征服者。她们装出懦弱的样子（骨子里却比男人坚强和耐劳十倍），享受着自以为自己勇敢和坚强的男人的爱。她们才是真正的老虎。
我画《月魂》的时候，满脑壳就尽想着这些。“事实上占有这个世界的是你们女人。”
我对尚青青说，“男人什么也没有。”她坐在我一旁瞧着我把月亮的色块画成了粉红，“月亮应该是白的，”她说。
尚青青已经很多年没画画了，她的感觉也迟钝了。“月亮是女人的肉色。”我说。
那天晚上彭来了，骑着一辆铃木125，穿得很讲究。他有大半年没来过了，他还不知道秋兰的死。“秋姐呢？”彭东张西望道，把他手中的头盔放到了茶几上。我说秋兰已经死了，彭惊诧得兔子样蹦了起来，“秋姐死了，好久死的？”“4月份，”我说。彭瞪圆的眼睛像两颗板栗，“真没想到，”彭说，“秋姐是个很好的人咧，性格真的好，一下就死了……”这时尚从内房里走出来，头发绾在顶上，穿件无领口的紫色羊毛衫，露出了圆润丰腴的颈脖。“这就是我同你常说起的彭，”我对尚介绍说，又望着彭，“这是我旧情人，姓尚。”彭的眼珠子又瞪圆了，“你好，”彭说，起了下身。尚一笑，“你还没泡茶，”尚对我说，就走过去泡茶。尚把茶递到彭手上时笑着说：“呷茶，久闻你的大名了，何老师经常对我说起你，真的哩，说你常常给他点业务。”“哪里哪里，”
彭客气道，“是我经常麻烦何教授……只是这一次我确实不知道何教授家庭有了变化……”
彭对尚的印象很好。“你妻子是生活型的女人，蛮好咧。”
出门后彭夸奖道。我说：“你看得起罗。”彭又问我什么时候结的婚，我告诉他还没正式结婚，要等秋兰一年祭日以后才结婚，“反正就这么回事，”我最后说。彭说他这次回国可能会呆一到两个月，要办些事情，还要帮两个朋友办出国手续。彭要我画点画放在家里，他走前来拿，“最好是多画些。”他说。我说：“看吧。”自从秋兰病以后我一直未画过一张国画了，这样一懒下来，又觉得赚那点钱没意思，我又不缺钱用。
再说我自己想认真画几年国画，挑200幅好作品自己办画展，玩点名气，说不定还真能玩出点名堂来。我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彭，我只是说：“看吧，等我把这一阵子忙过来再说。”又补充道：“你的这位新嫂要重新布置房子，还要搞新家具，女同志就是这样，你只能就她的势。”
尚青青一心要把秋兰涂在我身上的阴影抹去，她很天真，以为把家庭重新布置了，把家具换了，秋兰就会从我记忆里一并换出去。这是无法人为的！？元钱卖给了一乡里人。
简直是送！她花5000多元订做了三间房子的组合家具，客厅还请人吊了二级顶，晾台也用铝合金和茶色玻璃做了封闭式晾台。她把卧房布置成粉红色，墙上贴了花纹图案的粉红墙纸，地上铺着粉红地毯。“这是情感色彩，”我看着说，“这很刺激性欲埃”“国外的卧室都是这种颜色。”她强调说，“粉红是一种舒服的美。”但是在家云的睡房布置上，我坚持白色。“莫让这种色彩影响她学习，”我说，“女孩子兴奋起来还看得书进？白色是纯洁无暇的象征。”因此三间房子三个色调（客厅是紫色的，连百叶窗也是紫色的），虽然乍看不伦不类，却别有一番情趣。家里原先的东西除了一个两尺高的花瓶（那是我在工艺美术社时自己画自己跑到铜宫去烧的一只古色古香的花瓶），什么也没留下，所有的家电她都折价退给了朋友或同事（换了新的），就连窗帘布、台灯、钟、茶具、酒具她都换了。
她开始还打算把那只古色古香的花瓶也送人。“你莫动它，”我火道，“这只花瓶等于我从前留下的梦，这同秋兰没有半点关系。
你想把秋兰从这个世界清洗掉，你莫把我也扔掉罗！我还要活命呆。“尚青青就让这只花瓶留下了。于是这美好的花瓶就成了秋兰的象征，高傲地挺立在赭色的矮柜上，不论是午睡或早上起来，我总要盯着它看片刻，回想一点我过去的生活。”你是美的，“
我对花瓶说，“我的过去全装在你瓶肚里了。”
198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和尚青青又结婚了。我们没办酒席，只是买了些糖和水果，来的人也不很多，不过是些同事。他们对我的新房大加赞赏，认为布置得舒雅客气，继而又称赞尚能干并且会生活。他们对什么都是满意，只对门框上的对联不满意。
“怎么贴幅这样的对联，何老师？”“那要赶快撕了，丑，真的丑。”
“这对联真的要不得，太好笑了。”他们大声议论着，很高兴的样子。这幅对联的上句是：“破镜重圆”，右联是：“老夫老妻新风景”，左联是：“新郎新娘旧家伙。”
这幅恶作剧似的对联是我楼上一语文老师的手笔。结婚前几天，我请校工会的同事出公告时，楼上那位语文老师正好在常“我帮你写幅对联？”他毛遂自荐说，“你先拿一包洋烟垫底，我包你满意。”我把口袋里一包“希尔顿”（已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