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摇着头，他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害怕看到满清倒台之后军阀混战，这样的中国使得日本得寸进尺，最终发动侵华之战。同盟会这边爱国者不少，敢为国牺牲者也不少，前段时间死在北京的一男一女，据查就是同盟会的，勇气可嘉但是毫无头脑，真是可惜可叹。虽然不是同盟会员的章士钊一直在写信给王季同、蔡元培等希望两会合作，但是杨锐却未回一信。
杨锐想着同盟会的时候，白雅雨又再一次的感悟了杨锐的革命改良论，当然，会内没有这种说法，只说革命，但在白雅雨的理解中，复兴会就是革命改良派——先革除弊病，在力行改良。而立宪派只喊改良，无革除之魄力，革命党则是一味革除，无丝毫建设之方方略，虽然东京那边有介绍同盟会纲领的，说什么“创立民国，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又说什么“平均地权，核定天下之地价，原价为地主所有，增价归国家所有。”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农民最多，随便拉一个农民，他在乎什么参政权不参政权吗，他连字都不认识，如何参照，难道每一个农民配一个文书？再有地权、地价之说，先不说地权万难平均。就是地价也难以核定，原价可核，增价如何核？很多时候有一种情况叫做有价无市。一户院子要卖了才知道现价如何，可要是真的卖了，那这家人住哪？白雅雨看过同盟会的资料，总觉得他们的各种理论捡西洋人的牙慧，东拼西凑出来的，先不说合不合适中国，便是这理论本身就有很多东西是自相矛盾的。
当天晚上白雅雨和杨锐相谈到十点多钟。只待租界要戒严的时候他才起身离开，临行前他一在要求杨锐给法政学校的学生们讲演一次，杨锐还真不知道跟学生讲演什么好。白雅雨则一口咬定就讲立宪。杨锐推脱不下，想想也是要拨乱反正，打击打击满清借助立宪掀起来的风浪，也就答应下来了。
白雅雨走后。杨锐把他说的那些话记录了下来。特别是关系教育成本的核算，这些都是以后决定教育会工作的关键点，不过钱就只有这么多，若是要有一百万名学生，那么即使再怎么节省，也需要八百万两。这还是中小学生，大学生的话，除了同济大学堂、天津法政学堂、沪上法政学堂、通化法政学堂、东京法政学堂外。就只有着眼于国外了，不敢图多。十万名科技类大学生总要吧。
十万人，按照满清学部的标准，排除日本，不算川资、治装费用，光学费伙食费，一个留学生学成回国，英国需要192英磅、法国4800法郎、德国3840马克、美国960美元、俄国1620卢布，核算下来，四年大学花费，各国费用基本在1500两左右每人，那十万人便是一亿五千万两。杨锐算出这个数吓了一大跳，掰着指头从新算了一边，还是一亿五千万两。他的数据都是从学部直接拿来的，不可能错误，那一定是满清官员贪污，杨锐自我安慰道，他又自作主张把1500两减到1000两，算一下还是一亿两。其实十万人也多了，五万就够了，五万就是五千万两，这…似乎当年苏联援助新中国的时候专家派了两三万人，那现在也就算三万人吧，这样就是三千万两，和中国一年关税差不多了。
算完学费，其他比如来回路费、治装费杨锐都一概忽略了，又想到了这些毕业生还要实习或者深造的，这又是一大笔钱，就先是不去管他什么小学中学，光留学生就要四千万两，真是坑爹啊，满清学部的事情都被自己干完了，一切都大致想了一遍，杨锐点了支烟，在想这四千万两到底应该从哪里弄出来。
可他想了半天没有想到，宝藏也记不起来哪里还有，股市倒看到美国1907年左右要崩盘一次，可以先不说现在的钱都有用处，就是有余钱，那么多钱跑到美国去倒腾也很危险。这可不比炒国债，战争的输赢是确定的，同时国债再怎么炒也是日俄两国政府受损，银行家只是中介，战争中日俄没工夫去管这一两千万的损失，可美国不一样，即使能跟对行情，可在场子里都是犹太人，惹火了他们本金都会出不来。
偏门没有，实业还要等待，马上要投资的钢铁厂其实并怎么挣钱，一吨才挣十两，十万吨也才一百万两，都还不如一个味精厂来的多，可想到钢铁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一战的飞涨的铁价，这钱又不得不投。杨锐想来想去，能做的只有借款了，洛克菲勒是有钱人，虽然已经有了比较良好的关系，可是要怎么开口呢？向来借钱都是买枪买炮的，那有借钱办教育的，这样的投资方向，洛克菲勒也会感觉还钱无望吧。
杨锐就这么的在四千万的死结上折腾不已，他一直想到天亮，看到外面射进来的晨曦，他不由得站起身来，吸了口初秋的空气。这个时候门敲响了，陈广寿进来道：“先生，焕卿来电说，今天下午过来天津有事相商。”
“好！我下午会醒来的，你把他带到这里来吧。”杨锐说道。（未完待续。。）
ps： 注：最早的南京布长度为5。5米，之后土布都是这个长度，宽度则由32厘米增加到64…85厘米之间。
第四十四章 隔壁
天色未明的时候，陶成章就在夫人的服侍下起了身，北京初秋的早上已经有了一丝清冷，他把瓜皮帽戴上的时候，下人说龚老爷来了，他嗯了一声，把衣服再理了理，这才出了门。
去年和杨锐在东北一叙，陶成章只觉得革命成功有望，这一年来在胭脂胡同开的这家一等妓院极为成功，亲王大臣、贝子贝勒来的不少，满清朝廷内部的种种隐事漏也出来不少。不知不知道，一知吓一跳，陶成章从去年年底开始，就睡不着觉了，他之前认为满清**，可没有它居然这么**，每天看着在园子里为那些娼妓一掷千金的权贵，他就立马想提把刀把整个京城的满清鞑子、贪官污吏杀个干净，只不过，他不能。
“焕卿……焕卿……”龚宝铨叫着双目尽赤、满脸怒容的陶成章，他猜想他有些走火入魔了，自从北京的工作开展起来后，陶成章就时不时的这样来一次，龚宝铨明白，这是恨的！
陶成章是有些走神了，他用手拍了拍脑袋，道：“哦，没事，我好了。赶紧出门吧。”
龚宝铨应了一声，两人分别上了轿子，出了胭脂胡同，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买石榴的、卖冰糖葫芦的、卖包子的都出来，街道上一会嚷嚷“蜜嘞，糖葫芦！”一会又叫“石榴！咧了嘴的石榴！”只待听到卖包子的喊叫，陶成章让轿子停了一下，买了几个包子才重新上路。他没有坐中午的火车，而是坐早上七点十八分的那班，从胭脂胡同到正阳门火车站虽然并不是太远。但也有四里多路，不早一点起身怕是要误了点。
因为前月的爆炸案，正阳门车站检查的极严，女客还好，对于男客查的就更加仔细，陶成章忍着性子让巡捕查了个透，最后待进到车站。不呆候车室，而是直走到报纸照片上所说的爆炸位置，静立良久。这一刻，他只觉得自己已经是吴樾。
火车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到了天津老站，按照之前给的地址，陶成章和龚宝铨找到了紫竹林的福星客栈。不过进了院子之后。陈广寿说杨锐还在睡觉，请他们先用午饭。陶成章极为不悦，他不是不悦自己受到了冷遇，而是堂堂革命党的领袖居然睡懒觉，这还怎么革命。看着陶成章就要发怒，龚宝铨把他劝下去了。
陈广寿见他们下去，想到陶成章发怒，只是摇头苦笑。起初在他这个学生看来。先生完全不是一个兢兢业业的领袖，他常说的是。‘事情都我干了，你们干什么，不要把你们的难题扔给我。’然后一甩手把那些请示的人给轰出门去。陈广寿之前感觉这样极为不妥，但后来发现这些人心里其实都是有办法的，来请示一是怕上面猜忌自己胆大妄为，二是怕事情一旦做了，那责任自己担，若是先生指示了他们，哪怕先生说的是错的，他们也会按照错的做下去，因为出了事情是先生的责任而不是他的责任，同时还可以给先生一个好印象——这人听话，可以重用。
其实自复兴会建立之初，组织建设和管理都在一步步的完善，两年下来到现在，每一个位置都有具体的岗位说明书，权利、责任、原则、资源都有交代，而杨锐，除了偶尔维护整个组织的顺畅运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冲突，更多考虑的是复兴会的发展方向，管理就是决策，只有方向对了革命才能事半功倍。有些人是可以将兵的，可有些人却是能将将，在陈广寿看来，先生是一个将将的高手，这样的人，不要说睡懒觉，便是隔几天不理事也正常。陶成章不理解这些，除了脾气性格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还没有完全融入复兴会的组织文化，他不会是连入会培训都没有过关吧？陈广寿这样猜想这。
下午三点的时候，杨锐醒了，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陶成章来的没有，陈广寿道：“上午就来。”
“啊！上午就来了，他不是说下午来吗？”杨锐有点奇怪。
“这…他和龚先生坐的是最早一班车，中午就到了。”陈广寿看着杨锐，又道：“陶先生估计会等的有点急了。”
得了他的提醒，杨锐“哦”了一声，早上八点钟睡的，下午三点起床，睡了七个小时，刚好够，他抓着两个馒头便去找陶成章了。
陶成章在客厅里已经发了一次火了，虽然陈广寿最后又来解释了一次，说杨锐是白天才睡的，再另外抱了一大堆报纸过来以帮忙打发时间，可陶成章报纸没看两页就坐不住了，他出去外面转了一圈，待回来才发现杨锐抓着馒头过来。
大家见面很是热情，陶成章之前虽急，但他急是为了早点见到杨锐、早点推翻满清而急的。不待汇报北京的情况，他便劈头一句，“竟成，我们何日举义？”
杨锐没有想到他这么急，正色道：“还要几年事情，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陶成章“嚯”的一声起了身，道：“我是一刻也等不了！这些鞑子狗官只会收刮民脂民膏，去年山东黄河缺口，他们就是在怡春园商议怎么吞没赈款的，山东灾民饿死成千上万，这些狗官贪了赈灾的钱，就来胭脂胡同讲排场、摆阔气，我……我是一天都忍不下去了，就想……把这帮鞑子狗官杀之而后快！”
陶成章话说到伤心气氛处，涕泪交加，杨锐知道陶成章是去过山东灾区的，所见所感也已经用文字发给到会中刊物上，上面所言极为悲惨，看后莫不戚戚。杨锐心头也是一片悲凉，他早就不是那个没有出过租界的杨锐了，东北一年让他看到了许多许多东西。他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这么穷，并且这么穷还能活的下去。
“焕卿，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杨锐想着词语，他不想太挫伤陶成章的心，“可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准备，贸然举义不说失败，便是成功也无助于改变中国的现状，任何事情都有快慢缓急之分，这革命的准备。急不得！”
“我已经准备了两年了，京城的不说亲王，那些鞑子的贝子贝勒都是怡春园的常客。只要哪一日发动，请他们前来赴宴，到时候一网打尽绝不是难事；再则京中地图、兵勇布防虚实，我都有掌握。到时候只要有几千人马。猛的杀入京城，里应外合之下这满清就得倒台。”在北京有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