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开的战场上，用枪面对面地射击。第一个登上一座小山，第一个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战斗。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参加战斗，才能治愈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纽约，人们骚乱不安。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战争非常残酷，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无关的美国人——都准备乘飞机到特拉维夫助一臂之力。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些人在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还会占据那些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尽管机场的官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应付混乱的秩序，但仍然很难。人们还得到消息，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建立了桥头堡，在几个地方还成功地渗透进“莱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一条沿着运河的南北主干道——形势非常危急。
阿弗纳决定不玩游戏了，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锐部队后备役军官的护照。这样可以保证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个座位，同时，如果以后有什么影响，也便于处理。实际上，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跟葛拉出生时回特拉维夫不一样，这次很显然是紧急情况，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责备。自己的国家是那么小，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小，所以，不言而喻，每个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代都应该这样做。即使以后因为回去而受到谴责，阿弗纳也指望会因为这一点而得到原谅。
他甚至连机场都没有出，只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来机场见他。她带着十个月大的葛拉来到机场。葛拉看起来不仅像个人，而且像个小女孩了。阿弗纳第一次对她有了一点感觉，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这是他的女儿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并让她给特拉维夫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以色列的电话几乎打不通——让他开车去机场接他。他所在部队的总部就在海法的南边，离他要降落的洛德机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阿弗纳打算开着私家车奔赴战场。
巧的是，正是开车上战场这个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烦。飞机飞行顺利，在洛德机场降落时，他的朋友正带着车等他。阿弗纳和朋友相互拥抱之后，接过钥匙，把手提箱朝后座上一掼，几分钟以后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还没开到一英里，一个穿着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挥舞着旗子把他拦了下来。
“怎么了？”阿弗纳迷惑不解地问道。他没有超速啊。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那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问道。
阿弗纳一时搞不清她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起来了。当然！急着给阿弗纳送车，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于以色列汽油紧张，结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费解的做法。贴着某个标签的汽车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个星期天，阿弗纳那辆车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战争时期的以色列，这是严重犯罪。申辩也没有用。那个女警察立即把他带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后面、满身散发着光辉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加里西亚人，白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阿弗纳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他一直在国外，是个预备役军官，正朝自己的部队赶，去参加战斗。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抱歉，因为一直在国外，没有想起来等等。请现在就放他走，行吗？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队去吧。”他说。“但有个条件，交了罚款才能走。”他确定了一个数目：两百以色列镑，不多。但阿弗纳身上根本就没有以色列币。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交？”他问道。
那个加里西亚人看着他。
“过一段时间？”他问道。“你一定是疯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谁给你交罚款？”
阿弗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他想，回家真好。
对阿拉伯世界的爱国者们来说，以色列的灾难日就是他们的欢庆日。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年来，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更别说战争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军队成功跨过苏伊士运河，他们欢庆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是失去的荣耀，甚至大丈夫气概的回归。不仅仅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比喻，而且是一种深深的真实的情感。比如，在“赎罪日之战”结束一年以后发表的一首诗中，叙利亚游唱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描写了得知阿拉伯勇士们跨越运河后做爱的情景：
你注意到了吗
我是怎样溢满了我所有的河岸
我是怎样像河水一样将你覆盖
你注意到了吗我是怎样纵情于你
仿佛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一样。
你注意到了吗我们是怎样融合在一起
我们怎样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我们怎样变成灰烬而后苏醒
仿佛我们是第一次做爱。
诗歌，作为一种表达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手段和指南，在20世纪阿拉伯文化中的地位要比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重要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对蔓延在阿拉伯世界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起着惊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尼扎尔·卡巴尼新近找到的这股力量是短命的——到10月14日以色列军队就截住了，到16日他们在西奈开始对埃及军队发起反攻——但他的诗歌中所蕴涵的情感并没有因为阿里埃勒·沙龙少将那个师再次跨过苏伊士运河而受到影响。以色列的利剑将连接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那张软软的薄纸斩断，从而也就把进攻的力量分成了两半，但阿拉伯人奋力抵抗的精神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种屡败屡战、愈战愈勇的精神在以色列得到广泛认同。比如，在“赎罪日之战”开始几天的灾难性的日子里，人们曾普遍猜测，美国人不会给他们施加停火的压力。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阿拉伯人需要在军事上赢得一场彻底的胜利，让他们恢复自尊，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情回到谈判桌上来。
阿拉伯人的这种感受很奇特，是一种巨人歌利亚被弱者大卫打败的特别屈辱的感觉。弱者在强者手中遭受的苦难人们写得很多，而一个强者一再被一个弱者打败之后给其心理上带来的伤害，人们则很少注意到，虽然人们知道他们也会勃然大怒。这当然能让他们成为爱国者，用尼扎尔·卡巴尼的话来说，就是：
从一个充满爱与向往的诗人
变成一个用匕首来写作的诗人。
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呼吁武装斗争到参与到武装斗争中去，托非奇·扎亚德并不在乎启蒙和人权国家当作他的例子。
我的朋友们啊在富饶的甘蔗地
我的朋友们啊在自豪的古巴炼油厂
从我的村庄我珍爱的家里
我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
我的朋友们啊，是你们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的
芳香
继续给帝国主义者们施压吧
施压——雄鹰的翅膀就会
比飓风更强壮
帝国主义者们不理解
谦逊与眼泪的语言
他们只理解
人们向战场上冲去
这样的诗句清楚地表明，许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决意要完成自己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也许是由于真正的信念。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谓的解放自己。对大多数敢死队员们来说，1968年他们与恶魔签订的一个协定，并不像是一个他们付不起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与恶魔的协定”包含的不仅仅是与苏联利益的联盟。在他们从全民抵抗走向国际恐怖的过程中，有些巴勒斯坦人——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包括像伊尔贡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渐渐相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认为对建立一个国家有利，任何不加区别的对待非战斗人员和平民的野蛮行为都不会遭到人们道义上的异议。正因为如此，敢死队越过了为自由而战和恐怖主义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所以，动摇他们脚下的道德根基的，并不是他们的事业或者他们最终的目标，而是他们使用的方法——无论他们为自己的斗争做了多少宣传。
“赎罪日之战”的结局使这场斗争更为复杂。虽然以色列最终又一次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它也第一次表明，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并不是难以征服的。对此，以色列人的敌人比他们自己更为吃惊。不管怎么样，它使业已存在的主张“武装斗争”的两大派别之间的分歧加深。一派为“法塔赫”，另一派以乔治·哈巴希的“人民阵线”为代表。
虽然两派都认为以色列国的消灭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同时，在整个中东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在诸如重点、策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