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载排水量／吨：622
航速／节：10。25
主炮／门：120mm×1
北洋舰队的12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定远”旗舰
管带：刘步蟾
满载排水量／吨：7335
航速／节：14。5
主炮／门：305mm x4
舰名：“镇远”
管带：林泰曾
满载排水量／吨：7335
航速／节：14。5
主炮／门：305mm x4
舰名：“经远”
管带：林永升
满载排水量／吨：2900
航速／节：15。5
主炮／门：210mm x2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号、左一、右二、右三。
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烧伤。
信旗被毁（一说为被日军舰炮击中）。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
可是他也只能鼓一舰士气。
日第一游击队4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
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
13时30分左右，“超勇”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建勋不就，从容死难，舰上官兵也大部壮烈牺牲。
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
日本军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截击。
“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
“西京丸”也受重创。
14时15分左右，日本舰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
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
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
伊东佑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
“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
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愤而说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
邓世昌毅然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3时30分，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
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其余自邓世昌以下全部壮烈殉国。
（此说法目前最接近事实，致远舰冲向吉野号，有可能就是为了使用鱼雷攻击。也有另外的说法是致远舰是被日舰火炮击沉，战前北洋水师已经把鱼雷抛入海中。）
书写到这里，梵雨有感而发，特意做了几首诗来缅怀邓世昌管带！
《无题一》
梵雨
甲午海战风云生，
大清颓废日得胜。
邓氏祠堂今犹在，
肯于君王在出征。
《无题二》
梵雨
甲午海战英雄出，四十九年中华定。
六十余年勤勉业，遥望东方辽宁出。
日寇不忘当面耻，欲将战火重燃起。
兵出东海整装齐，誓将东京夷南京。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的一部分。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文名：戊戌变法
外文名：Hundred Days Reform起始时间：1898年6月11日
结束时间：1898年9月21日
目的：学习西方，改革制度，发展工商业
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
别名：维新变法
创办报纸：《时务报》、《国闻报》
结果：失败
性质：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影响：有利于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序幕：公车上书
正式开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背景：《马关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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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背景
国际局势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局势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着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主要人物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