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顾维钧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中说道：理性的发达使人们以为可以凭依它来设计社会乌托邦，但当列宁和毛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景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和仇恨。从而经验主义自由派的稳健、渐进、改良、否定过分依赖理性以及否定社会整体工程设计，反而显得实在和健康。
顾准说：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章乃器在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中末尾写到：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贾植芳坦陈：抗战以后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的营养成长，又在抗战的炮火中练就，从小就知道独立人格宝贵，有一种藐视一切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个人主义冲动。这种冲动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对峙的时候，促使他们本能的同情、偏向共产党一边……可到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新的权威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的热情与冲动，则成为生在门槛上的芝兰，不能不被锄掉。
老舍在《猫城记》里说：天还是那么黑，星还是那么明，一切还是那么安静，只有亡国之夕的眼睛是闭不牢的。我知道他们是醒着，他们也知道我没睡，但是谁也不说话，舌似乎被毁灭的指给捏住，从此人与国永不许再出声了。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不会再醒过来。它的魂灵只能向地狱里去，因为它生前的记录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韦君宜评价到知青作家时说：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10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生、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了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周谷城说：他们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几乎大都在讨论他们那一套制度的弊端，中国学者相反，天天解释优越性。
杨振宁一叹：中国人有时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永远未来社会需要什么，今天就大干起来，这是不合算的。
曾昭抡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李敖：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式上必须是反对型、批评型、异议型的。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着眼，太重要了。……当知识分子却为马屁之先，当政护航，就是最可耻的不务正业。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打天下一样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
1957年的多事之秋，冒鹤亭赴北京拜谒毛泽东。临别，毛问：“先生可有言相赠？”冒答：“我身历数朝，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这好比雄狮一头，也不免有若干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慎须提防！”。电子书下载
萨孟武曾感慨道：“中国之博士，大多为鸭博士。夫鸭者，能游于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于陆上，而不能捷行；能飞于空中，而不能高飞。以鸭之名加于中国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他还曾对学生太息道：“中国人之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均占少数，而占多数者则为‘看革命者’也。”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对极左思想给中共带来的破坏有深切陈述，他说：“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十四、棒喝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
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
这一声狮子喉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康有为见了一次廖平，一听他说“六经有一部分是伪的”，就气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哪知才过了几个月，康就说“六经全是伪的”。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梁启超中举甚早，春风得意，他于当时流行的训诂词章之学亦颇有涉猎，并因此沾沾自喜。他18岁那年，与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康有为进行了长达9个半时辰的抵掌之谈，自感“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乃至夜不能寐。他于是尽弃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吴稚晖赴日本留学，临行前，有人劝他剪去辫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学就是要保住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劝他去见孙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看他？”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范古农居士讲佛学，说：“很多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我现在可以给他们一个证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实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词，就有桌子这样实物；有椅子的名词，就有椅子这样实物。谁能说出一个没有实物的名词来给大家听听？”众皆默然。他便接着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名词的，可见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了。”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看到国会请愿团代表多为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他们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