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季羡林自传》中曾写季羡林因为担任北大副校长后公务缠身，只好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来写文章。“在会前、会后，甚至是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就用一个耳朵或者半个耳朵去听……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是自行车上，特别是步行的时候，我脑海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
李敖说：“胡适和殷海光是我来台湾后所能看到的算是可以赞美的知识分子，其他的人不够看。傅斯年死得太早！要是再看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我只有照镜子，看我自己。”由于他崇拜殷海光，便学殷的样子，一年四季都穿长袍。
七、国粹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1906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梁启超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黄仁宇则说：“科举废除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头等大事，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沈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曾为《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作序。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民生革命于事无补，可说是超迈时代的高见。不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以为然，认为如此一来，此国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妇女解放先锋。刘师培曾向湖广总督端方上言辞激烈的劝降书，但他后来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版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辜鸿铭少时在英国读书，曾依中国礼节在房间里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何时能来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献鲜花的时候！”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
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辜鸿铭在北大的讲坛上说：“我们之所以学习英文，是为了用我国温柔敦厚的诗教，去化谕那些蛮夷。”他居北京时，洋人络绎来访，都说：“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一次有英国作家毛姆来访，抱怨他的油灯太过昏暗，他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
民国始肇，鸿铭时为南洋公学校长，不肯易其辫服，自诩老大中国之最后代表。尝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岂止如是。吾非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
蒋廷黼在德国出版协会演讲：“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再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并不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曾经作出许多种尝试，包括建立大帝国。但中国诗人对唐代的开疆拓土、丰功伟业并不歌颂，反而有许多惨痛的描述。我们中国人对建立大帝国的确有丰富的经验，但却坚定认为建立帝国或是占领其他人的土地是人类的谬想。”
某新学者对柳诒徵说：“线装书在新社会已毫无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赞同，且应做得彻底！否则此处焚毁，别处未焚毁，终究无益。应该号召全国一致行动，将线装书焚尽。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够妥当，因为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里尚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线装古籍，故应动员他们一起焚毁。否则国外有些汉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倘使有朝一日他们来华，就经史子集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却瞠目结舌难以应对，岂不会贻笑于世界么？”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电子书下载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彭华贺《麟年谱新编》
吴稚晖批评“整理国故”：“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林语堂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文化”课，对中国文化的称颂可谓不遗余力，一个女学生有点生气地发问：“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就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你们中国吗？”林语堂答道：“有的，你们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传人自命，崇尚进取，轻视和疏远传统。60年代台湾发生中西文化大论战后，他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认识上的转变。1969年他临殁前，在病中遗言中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蒋百里说：“国粹者，特色而带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梁思成去扬州主持筹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