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入混乱动荡的国家则很多，西方国家对这拨“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也相差甚远。比方说，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花这么多钱不就成了“钱主”吗？不就是资本驱动的民主
吗？这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吗？资本开路，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连奥巴马总统在其《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也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这种美国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了。以笔者之见，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此外，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异化的表现，这导致了许多颇为荒谬的情况。比方说，冰岛人投票选出了哈尔德政府，但这个政府治国无方，把国家搞得破产了，这是不是代表了冰岛人民的意志？希腊的情况也一样，民选的政府只知道花钱，搞民粹主义，结果国家也破产了，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希腊人民的意志？陈水扁执政八年贪腐泛滥是不是也代表了台湾地区人民的意志？法国思想家卢梭两百多年前对这一类民主曾作过这样的评述：“英国人民自认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但是卢梭自己提出的民主设计也过于理想化，实践中难以操作。
持平地看，比较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民主的内容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愿，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这个探索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将具有世界意义。
我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国家，如泰国、蒙古、菲律宾、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另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出现这样的结局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至今还是部落国家，即人们对自己部落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而多党选举制度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强化部落冲突，导致族群分裂，甚至杀戮。阿富汗也是这样，“民主”选举出来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人们对自己部落的支持远远高于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伊拉克人对教派（什叶派与逊尼派）和族裔（如库尔特人）的忠诚也超过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伊拉克是一个只有2 300多万人口的国家，但这场以推动“民主化”为名义的战争已造成了至少十多万平民丧生（美国至今拒绝公布多少伊拉克平民丧生，一个“民主”国家怎么会如此缺少透明度呢？）、八分之一的百姓流离失所，美国自己的阵亡人数也早已超过4 000，美国鼓噪一时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最终也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但留给伊拉克人民的是流血和灾难。
“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内斗不断，国无宁日，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国家经济濒临崩溃，2010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亚努克维奇重新上台，标志着这场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为了南奥塞梯问题竟贸然开战，迄今尚未从战败中喘息过来；“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坛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国家南北分裂加剧，民生非常艰难。2010年4月的暴动和内战又使这个500多万人口的小国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个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国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国统治了二十年，过去二十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海地2010年大地震带来的伤痛绝不只是肉体的，也是政治的。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通过实行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例子。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这就像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速火车、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中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还是回到开头的那场讨论吧。我说中国要大胆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这位美国学者则坚持民主国家就要遵循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个要素（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独立社团、公民参与），否则就不能算民主国家。我说：“您这叫民主教条主义，南斯拉夫这样搞，国家就解体了；苏联这样搞，国家也解体了；东欧这样搞，失望多于希望；第三世界这样搞，一个比一个糟糕……中国的民主建设会参考西方的经验，包括这六个要素，但也会大力发掘自己的政治资源，包括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选贤任能’制度。”他问：“你所谓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还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他摇头说：“西方不会承认这种民主。”我笑了，并对他说：“这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验和实践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承认谁呢。”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社会存有多元的利益，这些利益应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它们在法治的条件下进行博弈竞争，但是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和斗争的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这种模式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庞大的中产阶级、比较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斗争哲学”往往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盲目采用西方制度，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后患无穷，整个社会可能因此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党争和内耗。而西方的一贯做法是只支持它自己青睐的那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不上台，你就不是民主国家，它就要进行干预，最终可能使你的国家永无安宁之日，现代化事业化为乌有。
如前所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因为这样做，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支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最高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就打不了仗；那么一个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这样做而破产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利，结果就是“暴民”政治，要么选出了坏人，要么无法容忍好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文化和教育水准低下，政客往往只需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掌控多数票源，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还不破产呢？其实冰岛已经破产，希腊也破产了，还有不少国家处在破产的边缘。那些还没有破产的国家过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搞普选的。英国是18—19世纪的超级大国，到20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以上，还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国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
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这些国家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了；三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四是西方精英阶层通过数百年的政治历练，已经获得了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如国会、金融、媒体等）的能力。这些条件满足后，西方国家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
西方民主的基础主要是“斗争哲学”，其特点是先把社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然后通过政党政治再来进行整合，但是在非西方国家，一个社会一旦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只会变得越来越分裂，甚至走向崩溃。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则是“和谐哲学”，其特点是“少分裂，多整合”，寻求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共识。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这样说过：“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讲的话无需兑现，选民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这是“竞选语言”，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选个演艺明星，选个美女，毫无政绩可言，也都顺理成章、无可非议。
“游戏民主”使许多社会变成了空耗大量资源的“选举社会”。以台湾地区2009—2012年的选举为例，先是连着几个“补选”，后是2010年年底的五大直辖市以及“立委”选举，然后是2012年3月的大选。这些选举的关联度很高，都具有政治指标意义，所以即便是县一级的选举也需要全台湾力量的总动员。有学者估计，在台湾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