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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在狭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有侧重；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经验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它们就是对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的意图。我自己2006年曾经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中国模式的魅力”，谈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也没引起过别人的误读。＇10＇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不用与时俱进了，这个模式走衰的进程就开始了。
福山20多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一种与时俱进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以我自己的观察，国内主要有两种人不赞成中国模式：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基本认同中国自己的一系列做法、经验和理念，但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因为“模式”这个概念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觉。但如我上面所说，在广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两者表述了大致同样的东西，只是侧重点不同。另外，“模式”这个词国际上更通用，一讲人家就明白，“道路”这个词国际上不怎么用，国际沟通中的难度也更大。
还有一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这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还没有转型到位。这种人否定中国模式也不奇怪，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要是中国人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恐怕中国连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学者潘维曾调侃过后一种人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没缺陷的完美国家呢？当然，有人认为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的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在“变化”中。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不变的国家呢？哪个国家在几十年里没经历巨大变化？当然，美国两百年没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然而，哪个国家的经验不是特殊的？当然，美国不特殊，美国的经验可扩散，而且扩散了对他国无害，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11＇然而，我们知道照搬“美国模式”而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天下难觅，失败的则比比皆是，连美国自己今天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天的“美国模式”恐怕更多是反省的对象，而不是照搬的榜样。
羞于提“中国模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模式固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它本身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巨大震撼。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讲话中都使用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种表述方法，这是实事求是的，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符合中国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二、中国模式有自己的逻辑
在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翻译。那是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个会议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变动很大，下了十人（叶剑英等老一辈政治家），增选六人（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并决定131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增选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的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体制的僵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做了答复。回想起来，邓小平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罗林斯是一个很有头脑、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导人。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他访问了南京，对南京改革开放的成就赞叹不已。江苏省省长为他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他一会儿看着节目，一会儿低头思考，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走上台发表了一番肺腑感言：“多年来，加纳的统治者都是治理无能，而我国人民也只会感情用事，不会科学和理性地分析问题。而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失去了人道，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现代文明和利润，却牺牲了人道主义。而中国则在经历了爱与恨两种极端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入了科学和理智的阶段，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中国的变化是世界所需要的，特别是第三世界所需要的。我相信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把现代化和理智结合起来，和人道结合起来。你们的演出使我看到这种结合所能产生的至善至美。”罗林斯这番话似乎揭示了一个事实：邓小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质上就是使整个国家回归理性，避免极端主义，这也是中国今天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
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地、理性地处理好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在中国竟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