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有生命力。”这还是我今天的观点，真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加入中国话语崛起的潮流，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不必跟在西方话语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没有出息的。
谨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陈昕总裁和施宏俊副总裁以及文景公司的蔡欣和袁晓琳编辑，感谢他们为此书修订版的出版所做的许多工作。我也再次感谢许多学者和朋友的不断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黄仁伟、姜义华、张文木、王文、萧思建、罗伯特·库恩等。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我还感谢了许多人。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产生了“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命题。他追忆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滩散步的时候，可能是后来在重庆听当地干部描绘未来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从中国这三个地方的巨变中悟出了一个大命题：世界正在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在此书修订的二个月内，我正好也有机会在这三个城市逗留，再加上自己过去走访百国的经历，我得出的结论和弗格森教授是一样的：世界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国倾斜。本书就是这种结论的证明。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愿我们能把握方向，抓住机遇，扫除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所设置的障碍，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道大胆前行，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实现中华文明的辉煌复兴。
张维为
2012年2月22日于沪上
引言
我是个幸运的人。
1983年4月15日上午9点30分，我由北京首都机场搭乘中国民航973号班机经广州飞往泰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23年后的2006年7月17日清晨8点50分，我乘乌克兰航空公司218号班机由索菲亚起飞，经贝尔格莱德飞往乌克兰，走进了我的第100个国家。如果加上曾去过的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地区，那么迄今为止，我已走访了106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又有幸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担任过英文翻译，亲身感受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气度，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随后我又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感受到他的智慧对于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意义。
我的世界大串联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国事访问”。我80年代做翻译的时候，有机会陪同不少中国领导人走访了亚、非、欧、美许多国家。回想起来，常会感慨万千。
第二类是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我后来去国际组织工作，做翻译，搞研究，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会议，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会餐，受益匪浅。
第三类是学术访问。中国的崛起触动了世界，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各国同行探讨、交流，甚至辩论各种与中国崛起有关的问题，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和思想。
最后一类就是纯粹的旅游，让心情自由飞翔，感受不同文明的风采和魅力。
细细想来，这样分类也无必要，因为“国事访问”并不都是“国事”，放松的时候就是游客。学术访问也并非总是学术，会议之后便是旅人。一路走来，最终的一切都化为自己的感受、回忆和思考，当然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所见所闻，都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并因此而获得某种感悟和认知。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理念不知影响了古今多少人士，我今天也大胆地充当其中一员，做学问的同时，也走遍天涯海角，自然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作为一个中国人，通过旅行、思考、读书、写作，并与整个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既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又是一种心智的挑战。这种难得的心路历程，值得与大家分享。
我有时也想，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不出国似乎也可以了解天下事，我对外国的知识难道就一定比那些出国少的人多一些吗？不一定，我生活中也确实碰到过像邓小平这样智商极高的人物，他们出国不能算多，但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之准令人叹服；不过我也相信这种情况只限于少数智商悟性极高的人，像我这等凡人之辈，还是比较相信自己亲眼见过的东西。
一路走来，自己真是有很多的感受可以与读者分享，但万事总有个开头、有个切入点。我反复考虑后，决定把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感受和思考作为切入点，来写自己百国归来的第一本书。中国的迅速崛起触动了世界，触动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我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结合自己对邓小平思路的感知，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力求用平铺直叙的中国话语来谈谈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我相信随着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世界也将进入“后美国话语时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而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也确实需要中国人的智慧。
国家的命运，有点像人生。人要活得有意义，就最好对自己一生有某种总体的把握，这样才能活得自信、充实和幸福。同样，一个民族要真正崛起，也需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种总体上的认知和把握，这样这个民族才能目光远大、无惧风浪、国运昌盛。在一些涉及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上，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形成的比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为这样的比较和感悟也可以算是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认知和把握，故不揣肤浅，信笔直书，以求与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共同探讨这些环绕在心的问题。但愿自己所写的内容对大家有所裨益。
第一章 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中国也因此而赫然崛起。
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1983年4月15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断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
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9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10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订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
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至11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像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10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2006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世界有口皆碑。
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5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多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
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30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
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比方说，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近20年的时间，使得数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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