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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有时“保存自己”的军队成为主要的。例如当没有“消灭敌人”的条件而有被敌人消灭或打击的危险时，转移兵力以“保存自己”，这是以时间与空间（以及那空间里的人力物力）的部分放弃，来换取有利的作战时机（有利的时间与空间），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在一定空间中暂不“消灭敌人”，求得“保存自己”，准备将来更好地更有利地或最后地“消灭敌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放弃，绝不是抽象的或空洞的时间与空间的失去，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抗战力量（就是在部分被放弃领土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不过这种被放弃的抗战力量，较少较次要于被保存的抗战力量而已。这也就是为了抗战的利益，牺牲小的次要的力量，保存大的主要的力量。
同样，在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自然不能不有若干不“保存自己”，或是一时的或是部分的。这种一时的部分的不“保存自己”，直接为了当前的“消灭敌人”，间接为了永久的全部的“保存自己”的全民族。因此在战争中一时的痛苦与牺牲，是应该忍受的。但，不应为了少数人的便利，而应该为了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国难财是要反对的，借口抗战而压迫人民是要反对的，少数人的一党专政应该结束，抗日的民主应该实现，在一定限度内改善民生以利抗战，也是应该允许的。
为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这种“保存”不仅只有消极“保存”的意义，而且还有也应该有“扩大”与“加强”自己的意义。不如此，则不能转变敌我力量与形势，也就不能实现反攻与最后胜利。所以一切进步的力量在抗战中应该发展，也必须发展。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抗日团体的发展与活动，广大人民之觉醒，以及八路军与新四军扩大到五十万，这是抗战发展必然的结果，而且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也是完全应该的。
十、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这里要讲的是“敌我”“优劣”“攻防”“胜败”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我们已讲过，“攻防”是战争运动的基本形态，“时间空间”是这种运动的必不可分离的形式，而“敌我”则为此运动之物质内容，“优劣”则为此内容之量与质的表现，“胜败”则为此运动之结果及矛盾之解决与推移。因此，我们可以说：“敌我”、“优劣”、“攻防”、“胜败”这四对矛盾，是战争中主要的对立范畴。“敌我”又可看为根据；“优劣”又可看做条件。
由上所述，我们就可明白，“攻防”这一运动，不能脱离“敌我”之“优劣”（所谓没有无物质的运动）。许多军事家拼命去研究，并说明攻有哪些利哪些害，防有哪些利哪些害，自然这种研究与说明对于进行攻或防也不是没有用处的。但如果因攻防利害多少为其选择之理由，甲因攻之利多而主张攻，乙又因防之害小而主张防，那么这种意见就不免陷入唯心论的错误中（曾国藩主张防，因“守可为主”，蔡松坡主张攻，说“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其实，在理论上主张攻或防，各有其时代之背景，各有其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的政治原因。在实战中采取攻或采取防，则必视双方力量之对比，力量优者采取攻，劣者釆取防；劣者如釆取攻必败，优者如采取防则失机。
抗战初期，淞沪战役单纯防御的错误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曾、胡兵法思想之流毒，也是军事上唯心论碰壁的最显明的例子。照曾国藩的说法是：“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当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善作客。”根据这种唯心论而且发挥它，说是：只要我们有精神，有勇气，就可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说是：只要“镇静防御”就可使敌人“一挫再竭，气落志衰”。可是战争铁面无私地教训了这些唯心论者，“镇静防御”的结果，只是（也只能是）阵地成为焦土，守军全部牺牲。主要的因为不懂得进行运动战与积极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其实，攻防应由敌我优劣决定，不由攻防利害之多少，也不由主气与客气之盛衰。至于攻防的方式，是阵地战还是运动战，要看敌我双方各种条件而决定。
战争中攻防是运动的基本形态，进退只是攻防的准备或继续。攻防二者是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说过：
“防御要阻止……在于占 领国土的前进（即进攻），因此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 考虑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 法。这些方法一经确定， 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 用的手段，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 现了互相作用，只要不断 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继续地研究这 种互相作用。”（《战争论》 第二卷第六篇第七章）
攻防二者交相作用， 各以新的方法方式以对抗对方，“循环无巳”，遂使战法因之发展与进步，这就是战争内部的辩证法发展规律。而攻防二者又因双方的各种条件之联结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着这一规律性的发展。这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正规战中，初期敌军长驱直入，我国行线式的防御配备，被敌突破一点，全线崩退；以后我国配备渐有纵深，于是敌又采取包围与迂回的办法，这样引起“延翼竞争”；到了我军因延翼而减薄了纵深时，敌又进行突破，……（这仅说明正规战中相互作用之一个侧面）。又如在游击战中，初期敌军向正面猛攻，后方空虚，于是我军长驱直入敌后，相继收复许多县城市镇。随后敌军以正规战法对我执行游击战任务的兵团围攻，我军则以“各个击破”的方针，消灭敌军于运动中。再后，敌以快速部队兼用“游击战法”向我袭击“扫荡”，我则巩固根据地，以民众武装的游击战，清野、破路等配合基干兵团之反“扫荡”，在内线与外线之配合下，击退敌人。再后，敌乃以筑堡修路政策分割我根据地，以经济封锁与烧、杀、掳、掠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军则以更积极的更灵活的以至更大规模的交通战与反“扫荡”，打击敌人，坚持敌后抗战。最近敌军对我根据地进攻之残酷，巳达空前未有之程度，烧、杀、掳、掠之惨，未有前闻。这也说明了攻防之相互作用，推进 了双方战法，也加深了战争的残酷性。正因为双方作战方法之交互作用，在战争中是“循环不已”的，因此，我们不可满足于自己的战术技术，而应时时研究，日日进步。至于战争残酷性之增加，则往往不易无止境的继续到底，往往敌之凶焰最高之时，亦即敌之攻势达到最高度或差不多达到最高度之时。因此，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环境就会转变，最后胜利就会到来。
这种攻防的交互作用，在克劳塞维茨，似乎有点偏见。他认为引起战争行动的是防御，不是进攻，换句话说有防御才有战争行动。他说：“防御的规则是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但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中找出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领，而防御则以斗争为直接目的，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防御，而是为了别的东西，为了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要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方法的一方自然是防御者。……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根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他能做到的只是携带战斗手段，也就是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但是，防御者不仅集中了战斗手段，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作战企图部署了战斗手段，他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战争论》第六卷第七章）
克氏这种偏见，我以为是发于其唯心论基础上的。他不从战争发展的客观情形与客观规律中去看问题，而从“哲理”上去“索引钩深”，因此，就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来。这一错误的意见可以被侵略者利用。其实，双方进攻必定发生战事，双方防御则战事不至发生，这难道不是很显明的道理吗？并且攻防二者之交互作用，克氏亦还未完全说到。例如，在战术上，防者之防御配备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敌军力量、态势、政治情况、过去的行动、惯用的战术、现在的企图之判断，也根据当地的地形、居民情况、自己的任务、兵力兵器资材、内部情况、友军情况等等而决定的。这一配备虽然是在没有看到进攻之敌之部署前即决定的，但却必须根据进攻之敌可能来进攻的方向与部署之判断而定。攻者之进攻部署，则必须待到侦察明了敌方防御配备之后才能最后决定。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先有防御配备才有进攻部署。但是，在战略上，如果攻者以敌国首都为目标，（过去侵略者的战略，进攻多以地区为作战目标）则其战略集中的地区与战略进攻的路线，虽也根据巳知的敌国之国防工事位置、敌国之地形、交通以至民情、出产等等而定，但其主攻方向，其兵力部署及其进攻时间，正可自由决定，且也不等到防者之配备完毕而后进攻。防者因其力量对比较劣的关系，在此时不能不被动地依据攻者之部署而定出防御计划，以求从被动到主动，由防御到反攻。这就是说，从战略上的配备与部署来说，可能先有进攻部署，才有防御配备。这也就是说，在攻防交互作用上，是“先中有后”“后中有先”了。有些时候，防者引起战争的事情，不是不可设想的。也有因防者防御力量与设备之加强而使战事消弭的事。例如苏联坚持和平政策，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力量，提高严防意外事变的警惕性，加强边防，能使苏联超脱战争，不为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也能使各帝国主义者不敢向苏联边境窺察。可见攻防二者之辩证的关联，似应从具体的战争情况中去观察。
从一般情形上看，与其说《。文。》防御引《。人。》起战争，毋宁《。书。》说进攻引起《。屋。》之为妥。在战争发生的初期也是先有相互进攻的（如果可以说是进攻的话）。人类初有战争行动时，只会使用工具来“进攻”（严格地说，那时只是相互冲突、格杀，尚无攻防之行动，打不过时只有跑，没有防御工具，也不会防御），而后来才会使用工具来防御，因而那时也只有“进攻”和“退却”，而无“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