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同性恋者表达出比一般同性恋者更强的压抑感，他坚定地认为， 一旦自己的性倾向暴露出来，对自己的一生都会有极大的影响：“我是一个理性的同性恋者，我尽力控制住自己，在工作中和同事相处得也不错。然而我却时时感到一股性的压抑，有时特别难受。我非常渴望有一个伙伴，但是我一直未去找，也不知道如何找。我怕万一找错暴露了我的身份，万一别人知道了我是同性恋者，我就要处处受歧视了！……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痛苦。我法律顾问称的后半生该如何去渡过，我的心在流血……我不知道我的理智能维持多久，我有时压抑得要疯！救救我！……X市这边同性恋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也不去走动，我怕暴露身份。然而我又特别希望有一个伙伴来抚慰我的心灵创伤和痛苦。您给我回信时一定要把信封粘好，地址写详，暴露了我可就毁了！”
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性恋者回忆和描述了自己从最初发现自己的性倾向时的感觉至位提高后将性倾向隐藏越深的过种：
“刚发现时我一方面惊奇、振奋，一方面惶惑、恐惧。那时法律顾问符有什么后果，没有涉世经验。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会因为这个处处碰壁的。中学只一心读书，大学时交际生活变得重要起来，而我却无法施展。我觉得自己比程蝶衣（电影《霸王别姬》的人物——作者注）还痛苦，他对对象的爱实现不了，但还可以演戏，他的人格发展还是很自由的。我从小言行比较柔和，喜欢穿戏装（仕女装），喜欢纱衣；因为课堂回答问题声音低，'大姑娘'的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我要隐藏的事，所以听人一叫这绰号就很难受，感到窘迫，脸红，别扭，压抑。我想过变性，觉得自己和女孩一样，所以我对女孩没兴趣。我要伴侣不会去找和蝶衣那样的，因为他跟我太像了；我也不会去找一个男性化的女孩，宁愿找一个比较不太阳刚的男子，他至少还是个男的。我的心理一直扭曲，免强越往上走，越觉得要压抑自己。家庭对我寄予厚望，我要考虑。对我来说，上策是在人格和情欲上取得一致；中策是人格破碎，情欲正确，也就是说，如果能改变我的情欲， 我愿意去治；像现在这样压抑，在人格和情欲上都扭曲自己。”
在这位同性恋者的心目中，人格是指的他认同女性的何等；情欲是指他对性伴侣的期望。
按照他的逻辑，即使治疗能改变他的情欲指向，他基本人格还是会遭到破坏的。因此，如果有一个能允许男人的女性自我认同而且允许男人去爱男人的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我的生活态度消极， 主要是害怕自己的性倾向让人知道。我很痛苦，觉得不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说不清是否先天。我觉得同性恋不是病，所以没必要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对我来说，比较艰难的是怎样组织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怎样处理与亲戚朋友的关系。”
“我常常自嘲，管我们这类人叫‘永远走不出阴影的人’，是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无论如何， 同性恋都压抑是大部分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不改变，那结局早晚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人在青天白日曝了光。是中国人无法不接受的。”
“我感到的压力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性倾向， 而是来自社会，来自不能跟家里人说，如果能公开就好了。”
“压抑来自其他方面， 而不是来自同性恋倾向本身。有时我会劝自己：人生也就几十年，要达观一些。”
“我很压抑，也很胆小，但我不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也不认为它是病。”
“我的不适， 更多的是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以及社会的偏见，不宽容，而不是同性恋倾向本身，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人格治疗学专家及社会的宽容空气。”
一位大学生说；
“尽管我内心十分复杂，我表面上却若无其事。学校后面有一家录像馆，周末常放黄带。我们几个男生偷偷去过瘾，而实际上我看黄带的目的和他们相反。”
一位军人说：“在别人面前，我是快乐的。在业余时间，我和战友们聊天，玩，读书，打球……和别人一样，毫无二致。在谈男女之事上，我也会哈哈大笑地瞎聊神侃，所以，战友们戏谑地叫我是‘色棍’——多么有趣而又可悲的绰号啊！当时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刻意地掩饰什么。然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我会不经意间想起未来。未来会怎样？20多岁的大小伙子，总要面对结婚这一人生的转折点哪。我不能不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同性恋者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么可怕。 我们也是正常的人！当我上大学得知我是同性恋者后，我是多么的痛苦、消沉，以致觉得活得没意思。然而我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我就是我！我挺过来了！一走上工作岗位，我努力工作，然而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向我袭来。我感到了世俗的压力，前途的可怕。尽管我表面上不动声色，然而我的心在发抖，在流血。”
不少同性恋者认为， 压力主要来自文化的规范力：“没有一个所谓家的地方，没有一个稳定的感情和身体上支持的来源，男同性恋者要完全对外界环境置之不顾是不可能的。比我小的同事都抱着小孩来玩了，我见了总是像犯了什么错一样很不好意思。这就是压力吧。”
“我有一个看法， 即同性恋是一种性行为的变态，但变态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相对性，而不能称其为‘病态’，因为称其为‘病态’有强烈的主流文化中心主义者排斥非主流文化者歧视性色彩。这是不公道的，反人权，甚至于反科学。因为至今为止，关于同性恋的成因莫衷一是，尚无定论，充满了一厢情愿的瞎说，而不是真正的建立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这些个瞎说，因了作者的文化心态而有不同倾向性。事实上，文化这种东西实在是一个怪物，站在科学一面，有时又站在反科学的一面，总之，它具有社会属性，随着社会中的人的意向而变。文化就像一只蝙蝠，给一部分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另一部分人带去祸患。”
“我觉得在中国只要不暴露身份， 不损害别人，就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没感到太大的压力。压抑主要来自传统意识和观念，不是来自政府和警察。主要的压抑是不敢告诉亲戚朋友，家人都不知道。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不能和家里人、好朋友说，他们不能分享我的快乐，分担我的痛苦。”
“上大学的时候我模仿别人谈过恋爱， 交过几个女朋友，因为那时我很活跃，女孩子很喜欢我。当时十七八岁，除了模仿别人，也是尝试改变自己。当时想到过同性恋对不对的问题，知道它违背所谓的道德，不为人所接受。这种尝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单位有人怀疑我是同性恋，大概因为我有点女气。但我说从小学京剧旦角，就这么给搪塞过去了。”
“我还是觉得压抑，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痛痛快快地说话。单位不行，家里也不行。”
一位老同性恋者将中国同性恋处境的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 他说：“中国再过一两个世纪能不能像美国那样都很难说，孔孟之道的束缚太深，没人敢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像凤毛麟角一样。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像西方那样登堂入室，实在太难说了。”
还有人说：“人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如果我在美国，人会无所顾已忌地毫不犹豫地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但在中国，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就多得多， 使你几乎寸步难行。”这一方论表面上有点民族虚无主义，其实却是对中国同性恋处境的真实感觉。
他还悲怆地说：“一个一个结婚了，一个一个不得不同时扮演他们不愿扮演的双性恋的角色，一个一个在心、性和情感逐步枯萎中走完人生。不敢爱，没有权利爱，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爱，这就是中国同性恋的悲哀。”
“有时我在公共场合总想把手搭在性感男人的肩上， 总是克制自己这种欲望，怕人家说自己神经有毛病，其实我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生活中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由此我想到了西方人的生活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羡慕那里的同类，他们不必像我们这样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地生活着，他们可以活得很自由，也很自信。 ”
在这里，中国的同性恋者有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社会完全接纳了同性恋，同性恋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其性倾向，其实，大多数西方社会也只是部分地接纳了同性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西方社会中人对同性恋的知识比较普及，有时人们反不如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比如，对于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是同性恋的男人，上街就不能挽男人的手；在中国，由于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茫然无知，倒可以手挽手而不至于因此暴露性取向。当然，从目前社会对同性恋的宽松程度看，中国远远不及西方，被别人视而不见而苟且得到的自由与社会的正式接纳显然是两回事。
关于挽手的问题， 调查对象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我有个同事刚刚结婚，是个复员军人。他不是同性恋，可他每次跟我在一起都要挽我的手。我说你干嘛这样？ 不要这样。他说他习惯了。”
改革开放之初，有西方记者到北京来，看到满大街男人搂着男人的肩膀，女人挽着女人手，大为惊异，写了篇报导说，同性恋在中国十分公开而自由。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解：中国与西方在同性之间身体接触规范上的差异被他们误解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当然知道，这远不是同性恋，中国人在同性恋问题上还相当innocent（天真烂漫），勾肩搭背的人们很可能不仅不是同性恋，而且可能对同性恋这回事一无所知。费孝通曾描绘过中国乡村的人特别注重“男女大防”，因此同性之间会保持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的情形，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较系统思考过“公开与否”这一问题的一位“老年同性恋者”提出了“三不主义”，其中之一就是“不露”：
“不轻易显露性取向。在某些性开放的国家中，人们常用单侧挂耳环来显露自己的性取向，便于人际交往。但在'谈性色变'的国度里，在艾滋病流行的时代里，同性恋者一般还是以随大流为好，不要轻率地标榜自己是同性恋者，更不要参与可能传播性病的高危活动。当然，不婚独身也是一种显露，但面对那些性无知者的挑衅，沉默不言基无可奉告是最高的轻蔑，最好的回答。对于热衷于探听和传播别人隐私的小人，只有'横眉冷对'才对得起他。”
一位大学生以社会地位作为自己不能公开身份的原因， 他说：“我这样谨小慎微，并不是以自己为耻，如果我现在是一们羽翼丰满的科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自己的秘密，以洗刷社会对我们的误解。正因为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上有父母师长，下有同学朋友，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我所热爱的事业要干，所以才不得不处处小心，否则我的赖以生存的小小的卵壳就会被打得粉碎，这是我最怕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另一位则是以怕亲友为此“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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