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长官，我觉得不能白拿人家的钱财，您知道，二块大洋能让我全家过上半上多月的好日子呢！我回去想了想，还是觉着给你们带路心里才踏实！”那聂有福说道。
“好，太好了，我还发愁万一部队走错路了咋办！”周宗元赶紧握住了聂有福的双手，“要是这仗打胜了，我还要专门为你请功！”
十四日一时，五十六、五十七两个旅由一个山坡上的露营地出发，由那个熟悉道路的农民作向导，很快地通过难上的高山和难走的崎岖小路，绕到了古塘角方面。
凌晨五时，部队开始向塔垴山的敌发主阵地及各附属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与此同时，第二十一师也从侧翼方面也向敌人展开攻击，二十师从正面用炮火牵制敌人。
一六七团在经过稍稍的补充之后，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有些战士带着轻伤也强烈要求上阵杀敌。
枪炮声在敌人的阵地上开始激烈的响起，还在睡梦中的敌人不知道我军是从哪个方向打进来的，只遇到轻微的抵抗之后，五十六旅就攻占了塔垴山的敌军主阵地。随后，利用架在山上的敌军炮兵阵地，开始向还在顽抗的敌军阵地进行轰击。
越来越多的阵地被我军夺取，二十一师也攻了上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全线崩溃，天险之汀泗桥终于被我军占领。
这边的战斗还未结束，敌人的援军刘承谟部就赶到了战场，真是好险啊。
于是，又方又围绕着塔垴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由于越来越多的我军部队赶到了战场，支持不住的刘承谟师开始溃败。
我军由此展开了猛烈的追击，顺势攻占了咸宁县城。
刘承谟师在溃退之时，也带动了前来增援的陈玉春师开始溃散，一路向武昌方向开始逃跑。直到下午四时，我军才开始停止追击。当然，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大家都饿得不行了。这时我军的前锋已攻克了江夏。
汀泗桥一战，我军伤亡近八千人，共歼敌三万六千人，并击重创敌刘承谟师并击溃了敌人一个师，战果是巨大的，但自己本身的损失也很大。此战过后，曹昆手里的正规部队只有不到四个师六万多人，襄阳虽还有两个师，但已被十一军给牵制住了。虽然他还有十来万的杂牌军，但这些部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此役之中一六七团虽遭重创，却一直冲锋在前，并首先攻克江夏，被我绶与了“铁血英雄团”的称号。
那个为我军的这次奇袭带路的农民聂有福，后来被我专门发了五百大洋的奖金，并送了一面锦旗。到了第二年十月在武昌举行的护国胜利庆功会上，又被请到了武昌，做为“支前英雄”，参加了一回国宴，后来当地流行着一句口语“聂有福，真有福！”就是这么来的。
曹昆现在在我军的强大攻击之下，只能将军队收缩在武昌周围，虽然他还一直叫嚣着誓死保卫武昌，可是，连他自己也清楚自己已是四面楚歌，危在旦夕。
自己向方世开求救半天，却连半个援兵也没见到，河南军阀杨玉章和洛阳镇守使吴洪基手中都手握着十几万重兵，却一直按兵不动。
杨玉章还发来电报说欢迎他带兵先到信阳一带暂避风芒，妈了个巴子，信阳是吴洪基的地盘，用你来作人情。
曹昆知道一个军阀若是失去了地盘，会落个啥下场，恨归恨，却是无法就此下决心放弃武昌。一但武昌失陷，自己沦落到别人的地盘上，早晚手中的军队会给人家抢了去，自己连身家性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呢。
九江失陷之后，江西军阀刘健在南昌宣布易帜，投靠到我的手中，我给出的条件是，刘健可以保留三百万大洋的私人财产，并在广州给他提供了一个共和政府高级参议员的职位，但他手下的军队必须接受人民军的领导并重新改编。
刘健犹豫不决了十多天，若是负隅顽抗，张进耀的例子就在那摆着呢。可是，自己平白就损失了四、五千万的财产，真是舍不得呀。可是，好歹还能剩点，总比啥也没有强吧，最后含着眼泪答应了我的条件。
刘健投诚的消息震惊了北洋政府，当然，受冲击最大的要数曹昆了。在部下的鼓动下，他派人前来和我进行“和谈”。
崛起与发展 十六、休止符
与曹昆的“和谈”说白了是商谈投降条件，“和谈”只是面子上的问题，这一点上，中国人就比外国人要看得重得多。
我在欧洲的时候，见过许多的投降签字仪式，那些战败的将军们仍然高昂着头颅，站得笔直，若是不听介绍，你还会认为他们是打了胜仗了呢。而中国人就不同，若是战败，就象斗败的公鸡似的，所以“面子”对中国人来说是顶重要的东西。
打了败仗的中国人为许多人不耻，但是，有谁敢保证自己不打败仗呢？
有时候，战争实际是就是一个游戏，战胜的一方不能就说明他们有理。但是，在中国人眼中，战败仿佛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所以有的时候，中国的士兵们如此漠视生命，宁可无谓地在战场“光荣地战死”，也不愿保存生命，等待再一次的东山再起。
因为做了俘虏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悲惨而又耻辱的人生。
中国人输不起，所以，从来都不曾真正勇敢地面对过失败。
曹昆也是如此，尽管心里明白，但口头上仍漫天要价。
在他能保留的财产上，我已作出很大的让步，但是军队必须接受改编，这一点上，这绝不让步。
军阀，军阀，没有军队如何称阀，这一点让那些军阀们一直无法下定决心。
谈判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我的东路部队已在安徽彻底打垮了精疲力竭的苗存璋，占领了安徽大部分的地区。
我真有点不奈烦了，十月九日，我对前来的曹昆的代表陈玉春说道，“曹昆可以保留六百万银洋，每位师长一百二十万，旅长三十五万，部队必须接受改编，限七日内答复！当然，我欢迎各位能到政府中任职！”这这种类似“艾得蒙敦书”的讲话还是起到了做用，十月十二日，曹昆终于答应在十五日和平移交武昌城的防御。
武昌的和平解放让北方的军阀更为震惊，方世开面对节节失利的局面对自己贸然称帝的行为后悔不已，一下就病倒了。
我军在进入信阳和南阳一线后，进攻终于“戛然而止”，这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天气。冬天来了，我的部队缺少冬衣，我可不想让我的士兵们在雪地里穿着薄薄的单衣去和敌人打仗，况且我的部队还真不适应寒冷的气候。
在一片欢庆胜利声中我回到了广州，由于我的“丰功伟绩”，我的地位变得前所未有的稳固，军队里再没有一点对我的质疑声出现。
现在南方的报纸上充斥着对我进行大加吹捧的文章，我被歌颂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神”，还有一篇文章说我是从三岁时就开始在饭桌上摆弄阵形的“神童”，我记得我三岁的时候是喜欢在饭桌上垒着麻雀牌玩来着，可是咋就不记得有啥“阵形”来着。
“我们的总司令现在就只一座指引共和国不断前进的灯塔！”我在餐桌旁，一边啃着个个猪蹄，一边看着报纸。这词咋那么熟，想了想原来是一年前写方世开的，现在用到我身上了。靠，我一生气，猪蹄掉地上了。
我这个心疼呀，我还没啃完呢，我看着掉到地上的猪蹄上的肉想。
最终，我还是弯腰将它捡了起来，擦了擦，继续啃。
我是很注意节约粮食的，眼睛又看到了一行，“他的足迹所到过的地方，连地里的粮食产量都成倍地增长！”老天！不会吧！
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强烈的恐惧，若真是这样，那全国的农民全都强烈要求我到他们家的地里走一圈，我就是走到老死也走不完呀！
不过，国内的粮食产量增加了那是事实，由于大力推行科学种田，政府提供了优良的稻种和麦种，并开始推广农业合作及机械化作业，各级政府在农忙时节选派了大批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业生产，今年，我所辖几省内的粮食产量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三成，这些可都是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各级政府的功劳啊，咋成了我走路一圈的事了？！
实际上，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国内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最高时期中华二十六年的三分之一。战乱导致了国内生产的持续倒退，方世开的北洋政府早已入不溥出，财政状况快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三十三年的那场内战中，最后还是从国外借款一亿二千万英镑，才赢得了那场战争。
各地的军阀依然不遗余力地收刮着民间的财富，使得投资和工商业更加衰落，税收更为减少，这些军阀就愈加增加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如此恶性循环，弄得民不聊生。
我所继承的“家业”的情况就好得多，由于广西和北圻乃国父起兵的发祥地，几十年的工商业发展，使得这一地区能够提供充足的税源，而且，由于战乱自始没有波及到这一地区，使得这一地区还保存着完好的工业体系。
不过，这么多年，经济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在欧洲的历程使我深深体会出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战争是一种有着巨大消耗的游戏，最终的胜利者都是一些国力深厚的国家。
“综合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最终体现。”我在哪本书上看过这么一句话？
对外战争的停止让我有了几个月的时间冷静地思考国内的经济问题，说实在的，国父给留下的这份基业的基础还是很不错的，每个儿童都能得到五年的免费义务教育，父亲这个目光短浅的大军阀曾因军费紧张而想停办义务教育，最终还是在一片声讨中打消了这个念头。可以说西南地方的国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我们还有九所大学和两座军事院校，每年能为国内培养出四万多名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人才。
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国内也属于领先。公路里程达到十二万公里，铁路通车里程也达到了一万八千公里。
现在我控制区内的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七十三亿元，总人口达到了一亿五千万人，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三，辖区内的人民基本实现了满足温饱的情况，总算是解决的人民的吃饭问题。
这也是我对父亲遗留的老人们主持的政府工作极为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十二月二日，我提出组建新的临时政府，并亲自提议由中华复兴党全国副主席，米国伊路大学经济学博士徐仲民出任临时政府政务院总理，并由大多数中华复兴党员出任各部部长。
国父本来留下一个很完善的政府机制，可是这多些年来，这么一套有效的政府管理机制都被这些军阀们破坏殆尽，弄得面目全非。现在，我就是要逐步恢复起这套政府运行的机制来，虽然受到了一些抵触情绪，可是在我如日中天的声望面前，那些元老派还是选择了屈服。
如今，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八百亿日元（日元与米元实行固定汇率，保持1：1不变），而最终实现南北统一的米国经济也迅速成长，达到了六百一十亿米元。米国由于在经济及政治上被扩张在整个北太平洋的日本压制，所以一直以来都在为中国提供援助，以期达到牵制日本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