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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而不语。我在观察中发现，她是一个看似冷美，却内心似火的女人。
她一边替我斟酒，一边轻声复述着我的资料：“伤兵、编辑、作家，你的人生可真够丰富啊！”
听她这样说，我也开始激将她：“我可是一丝不挂了，你可别披袍擐甲啊。”
她凝眉沉思道：“我是影视公司的，已经告诉过你，刚才那位，是我们文学部的编辑，也是我的表弟。”
“恐怕不仅仅是表亲吧？”我判断道。“他好像还是你的下属？”
她不置可否：“还是跟智者对话省心呀。”
我又进逼道：“你画圈，我跳舞，真可谓用心良苦啊。莫非你也是单身吗？”
她眨眨眼睛，抱歉地说：“将来你会知道的。哦，我还有点事儿，该走了。”
我不失尊严地望着她：“也好。不过，你会这样简单地分手吗？”
她含蓄地点点头：“聪明！”
说完，她将手里的那本杂志按在了桌面上。
她扭身走了，只留下了聘婷秀雅的身姿，令人陶醉。当我捡起那本杂志，发现了一串数字。这不是电话号码吗！
追美女，男人的鬼花样
遇到了美女麻木不仁、无能为力算什么？算笨蛋！
咱可不是笨蛋！
“白面书生”（糟糕，人家叫什么还没弄清楚呢！）的一系列表现，煞费苦心的背后还藏着一个词儿，那就叫别有用心。
既然人家这么在意咱，咱也不能糟蹋了人家的脑细胞呀！于是，就在分别后的第二天，我望着一张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海报，拨响了“白面书生”的手机，可是，电脑里的那个讨厌的声音又来了：“您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谢谢您的使用。”
反复拨，拨反复，那个讨厌的声音“涛声依旧”！怎么会关手机呢？我就像蚂蚁爬进了热锅。
这个世界还有难住我的吗？我一个“的士”去了移动通信公司。
年轻漂亮的服务员问我干什么，我亮出了“白面书生”的号码，说是充值，她“噼里啪啦”敲打了一阵子，告诉我：“先生，您的手机不欠费呀！”
我运斤成风，郑重地眨巴着疑惑的眼睛：“不对呀，她告诉我没钱了呀。”
女服务员嫣然笑道：“先生，她可能记错了，卡里还有二百多呢。”
我狡诈地问道：“是她吗？”
“只要号码对了，就是她。”对方异常坚定。
“号码怎么会错，我的爱人。你看的是谁呀？”
“夏为宜啊，没错吧？”
我点点头：“嗯，没错。”
带着表演的余兴，我离开了移动公司。如今网络万能，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搜索就会立竿见影。果然，不多会儿功夫，夏为宜的相关资料就出现在了我的手机上。
跟我的想象几乎没有差别，她是一家影视公司的业务总监，这家公司在京城里还是有些名气的，为了减少麻烦，姑且称它“唐龙影视公司”吧。
所谓的唐龙影视公司并不难找，就在苏州桥东边的一座小楼里，但进去先要经过一个门卫。
“你找哪一个？”门卫是个干巴的老头，云南口音。
是啊，找哪一个呀？真正要找的能说吗？一个脑筋急转弯，我编了一个理由：“大爷，我是送剧本的，到文学部。”
坐在窗口的老头瞪了我一眼：“去，楼道里有镜子，先去照照。”
嗬，这家公司的规矩稀罕，进了门先照镜子。
我无奈地走到了穿衣镜跟前，整了整衣冠。
这当儿身后飘来了门卫的声音：“瞧瞧你自己吧，叫我大爷？哼！”
高！进门就让一个门卫给涮了。
文学部在二楼，来到了门前，我犹豫了：怎么撬开那个“小白脸”的嘴呢？
影视公司虽然都是民营的，但里头的很多人却将自己当成了五角大楼的，说到家一个字——牛！我进了文学部，隔断式办公区里五六个人都视而不见，一个个或盯着电脑，或抱着电话，很有派儿。
幸亏我的眼睛好使，一下就逮到了那个假冒的“白面书生”。
当我走到他的桌前，一直盯着电脑的他惊呆了。
“夏为宜，夏总监在吗？”
他审视着我，迟迟不语。估计他在考虑怎么应对我。
“噢，她让我约总局的陈主任，我约了。可她却关了机。”糊弄这些毛孩子那真是目无全牛。
他终于松懈了，对我说：“她请创作假了。”
我一皱眉头：“哎呀，那怎么办呢？人家陈主任的时间可很宝贵哪！”
他木讷的眼里闪了一阵子，这才拿起笔，“唰唰”地写下了一串地址：“你去看看吧，可能在昌平。”
白光腚开着那辆破皮卡，一路上不停地跟我发牢骚：“妈的，放屁打断脚后跟——我倒大霉了！我躺在按摩床上好好的，咋上了这么一条破路，你瞧瞧，你瞧瞧，除了石头疙瘩，还有啥？早知道不来啊！”
我斜歪在副驾驶的靠背上，懒洋洋地说：“闭上你的臭嘴！上了贼船，你就认倒霉吧。妈的，伟大首都的怀抱里，还有这等糟糕的山路。”
蓦然，他身后挂着的一个扁圆水壶扎进了我的眼框：好家伙，这不是当年战场上的战利品吗！
我探过身子，抓过了那个扁圆形的水壶：“好小子，还留了一手啊！”
他拧着鼻子，说：“少来你！你一把口琴一个手雷，大发战争横财。黑脸汉子笑包公！”
这小子，一下子封住了我的嘴。
他说得没错，除了那支口琴，我还捡了一个美国玩具手雷。那玩意，酷似m61，一拔保险“兹兹”地冒烟，很好玩。
在六环之外的山地上颠簸了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称作幸福柳的地儿。
这儿也就是山坡之下的一片柳林，在林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白墙灰瓦，花缠柳拂，相映铺绿叠翠的山峰，颇有江南水乡之风。在临近公路的山坳处，有一座铁栏门的小院，沿街的房顶上竖着四个玻璃钢的大红字：“幸福酒家”，门框上还挂着“山鸡”“野兔”之类的幌子。
我们的皮卡直接由铁栏门开进了院宇，却感到眼前一片洁净，两排直角相连的客房遮挡着淡蓝的窗帘，绿色的房门崭新放亮。院里有一棵粗壮的柳树，秀发飘飘，丝丝传情，树下铺了一块草席，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上头玩积木。离此不远，支了一个大菜墩，一个健壮的中年女性挥舞着菜刀“梆梆”地剁着馅子。
看到了客车，那个中年妇女笑吟吟地迎了过来。我跟白光腚分头下了车。时逢下午三四点钟，头上的烈日正在大发淫威，尽管有青山绿树拼命抵挡，院子里依然蒸笼般闷热。白光腚心眼多，手持那把宝贝似的军用水壶“咕嘟咕嘟”地滋润着自己。
女主人的笑容灿烂无比：“先生，你们来尝野味吗？”
我答道：“不是，来找人。”
“找人？”她诧异了。
“找谁呀？这荒郊野外的。”她又问道。
“夏为宜。”我说。
“找她？”她圆又亮的眼珠儿恨不得射进我的胸膛，她又问：“你，你们是她什么人呀？”
我随机应变道：“噢，同事，路过，顺便来看看她。”
女主人犹如审查疑点的预审员，围着我俩转开了圈儿，白光腚经受不住她这番待遇，攥着水壶不停地喝水。
“她到镇上去了。找镇长去了。”
我有点儿奇怪，既然她是请的创作假，跟镇长又有何干系呢？
为了化解我满脸问号，她又解释道：“那个镇长不是好打牌吗，她去陪他了。”
这一来更值得深思了，本应到清闲之处潜心创作，找镇长打的什么牌呀！
一个不利于她的念头倏地窜到了我的头顶，我疾步如飞，从车厢里卸下了一袋子新采购的食品，然后给了白光腚一个眼色，这就要离去。
可是还没等上车，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了：“等等！”
从饭店的后门处，闪出了一个人来，他拄着双拐，一脸胡渣，看样子五十左右。从神态、气色上判断，他应当是这里的男主人。
他那拄拐的姿势跟我当年一样，撅着屁股弓着腰，但动作神速。
到了我们跟前，他先是刺了女主人一眼，又缓和下表情，对我们说：“我这娘们不会说话，好好的事儿让她给描黑了。夏为宜去打牌，是有缘故的，你们可别听到两叉里去呀。”
领教了指责，女主人也彷佛醒悟了过来，她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这老头子就那急脾气，我的话还没完呢。”
男主人朝她一挥手：“你就甭说了。”他又径直奔到了白光腚跟前，问道：“你这水壶哪里来的？”
“捡的。”
“哪儿捡的？”
“战场上。”
“你打过仗？”男主人进一步问道。
白光腚咬着厚唇，回应了一个闷笑。
他又用眼角儿勾了我一下，对男主人说：“不光我，还有他，也负过伤。”
男主人又将目光撂在我的身上，酝酿了半天，突然冲着妻子喊道：“赶紧的，上野味，上好酒！”
不用解释了，他一准也是当年的伤兵！
一条战线的老兵，一旦相遇就是火花，再一浇酒精，那就是火山，猛烈地爆发啊！
三个参战老兵，一凑堆儿，那嘴巴，就像三门速射炮，“咣咣咣”地争相开火了。
他叫柳经义，当年是个炮兵，跟我同一天负伤的，由于双腿瘸了，返乡后迟迟找不上媳妇，后来，县广播站的大喇叭播了三天征婚启事，一个叫腊梅的姑娘才走进了他的生活。他们这家野味店年头不少了，在当地小有名气。
说到了夏为宜，沸腾的柳经义又像狂风过后的巨浪，“哗”地跌倒了低潮。
他告诉我们，夏为宜的父亲夏学海原来是国民党军的老兵，远征缅甸负伤，退役后在北京学校里混事。“文ge”期间因历史问题被遣送回老家幸福柳。他的妻子吴雨，是唱昆曲的青衣，受他牵连也来到了这块穷山僻壤。那年月，“下放”是一种行政处分，工资取消，城镇户口抹掉，没了城镇户口，就没了粮食供应，所以夏学海夫妇的吃饭一时成了问题。乡亲们可怜他们，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救济了他们半袋子霉烂的地瓜干。身怀六甲的吴雨吃惯了大米白面，一闻到地瓜干的霉味就想呕吐。痛惜妻子的夏学海冒险去了黑市，不幸遭遇了执勤民兵，学究气十足的夏学海在押解游行中，纵身跳进了无底深渊。
丈夫一去，吴雨更是陷入了绝地，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向她招手了。幸福柳的山上有一个国营林场，场长是个伤残的战斗英雄，遗憾的是儿子天生弱智，一年级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