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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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 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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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第四十七章 父与羊】………

    李广田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爱诗,爱花,他更爱酒。住在一个小小的花园中——所谓花园却也长了不少的青菜和野草。他娱乐他自己,在寂寞里,在幽静里,在独往独来里。

    一个夏日的午后,父亲又喝醉了。他醉了时,我们都不敢近前,因为他这时是颇不和善的。他歪歪斜斜地走出了花园,一手拿着一本旧书,人认得那是陶渊明诗集,另一只手里却拖了长烟斗。嘴里不知说些什么,走向旷野去了。这时恰被我瞧见,我就躲开,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母亲很担心地低声说:“去,绕道去找他,躲在一边看,看他干什么?”我幽手幽脚地也走向旷野去。出得门来便是一片青丛。我就在青丛里潜行,这使我想起在高粱地里偷桃或偷瓜的故事。我知道父亲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因为他从前常到那儿,那是离村子不远的一棵大树之下。树是柳树,密密地搭着青凉篷,父亲大概是要到那儿去乘凉的。我已经看见那树了。我已走近那树下了,却不见父亲的影,这使我非常焦心。因为在青丛里热得闷人,太阳是很毒的,又不透一丝风。我等着,等着,终于看见他来了,嘴里象说着什么,于是我后退几步。若被他看见了,那才没趣。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父亲倒很可乐的,虽然他醉了时也有几分可怕,他先是把鞋脱下,脚是赤着的,就毫无顾忌地坐在树下,那树下的沙是白的,细得象面粉一样,而且一定是凉凉的,我想,坐在那里该很快乐,如果躺下来睡一会,该更舒服。

    自然。那长烟斗是早已点着了,喷云吐雾的,他倒颇有些悠然的兴致。书在手里,乱翻了一阵,又放下。终于又拿起来念了。声音是听不清的,而喁喁地念着却是事实。等会,又把书放下;长烟斗已不冒烟了,就用它在细沙上画,画,画,画了多时,人家说我父亲也能作诗,我想,这也许就是在沙上写他的诗了。但不幸得很,写了半天的,一阵不高兴,就用两只大脚板儿把它抹净,要不然的话,我可以等他去后来发现一些奇迹,我已经热得满头是汗了,恨不得快到井上灌一肚子凉水。正焦急呢,父亲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起来,什么东西不曾丢下,而且还粘走了一身沙土。我潜随在后边,方向是回向花园去。

    父亲踉踉跄跄地走进花园,我紧走几步要跑回家去,自然,是要向母亲面前去复命。刚进大门,正喊了一声“娘”,糟了,花园里出了乱子,父亲在那里吵闹呢。“好畜牲,好大的胆的羔子!该死的,该宰的!”父亲这样怒喊,同时又听到扑击声,又间杂着小羊的哀叫声。我马上又跑了出去,母亲也跑出来了,家里人都跟了出来,一齐跑向花园去。邻居们也都来了,都带着仓皇的面色。我们这村子总共不过十几户人家,这时候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聚拢来了。我很担心,惟恐他们疑惑是我们家里闹事,更怕他们疑惑是父亲打了母亲,因为父亲醉了时曾经这样闹过。门口颇形拥挤了。大家都目瞪口呆,有些人在说在笑。父亲已躲到屋里去休息,他一定十分疲乏了。花园里弄得天翻地覆,篱笆倒了,芸豆花洒了满地,荷花撕得粉碎,几条红鱼在淤泥里摆尾,真个*遍地,青翠缤绝,花呀,菜呀,都踏成一片绿锦。陶渊明诗集,长的烟斗,都睡在道旁。在墙角落里,躺着一只被打死了的小羊,旁边放着一条木棒,那是篱笆上的柱子。大家都不敢到父亲屋里去,有的说,“羊羔儿踢了花呀。”有的说,“醉了。”又有人说,“他老先生又发疯啦。”其中有一个衣服褴褛的邻人,他大概刚才跑来吧,气喘喘地,走到死羊近前,看了一下,说:“天哪!这不是俺那只可怜的小羊吗!”原来父亲出去时,不曾把园门闭起;不料那只小羊游荡进来,以至于丧了生命。我觉得恐怖而悲哀。

    明晨,父亲已完全清醒了,对于昨天的事,他十分抱愧。他很想再看看那只被打死的小羊,但那可怜的邻人已于昨夜把它埋葬了。父亲吸着他的长烟斗,沉重地长叹一口气,“我要赔偿那位邻人的损失。”虽然那位邻人不肯接受我们的赔偿,但父亲终于实践了前言。然后,他又亲手整理他的花园——这工作他不喜人帮助——就好象不曾发生过什么一样的坦然。多少平和的日子过了,父亲的花园又灿烂如初。

    直到现在,父亲依然住在那花园里,而且依然过着那样的生活:快乐,闲静,有如一个隐士。但是有点衰老了,有些事,便不能不需要别人的扶助。



………【第四十八章 北大忆旧二题】………

    马珏

    我的父亲马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他是旧书房里出来的人,为了出外求学,他在老家当卖了东西,给我母亲放了缠足,一起到了上海。祖母气得说他“要造反”。母亲在上海进了上海爱国女子学校。1903年他们俩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我1910年出生在东京,一岁时回国。

    父亲回国后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他不喜上海的繁华纷乱,即与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联系,到北大任教授教音韵学,后任国文系主任,直到1945年去世。

    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红朱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小时候我有旧印象,我们家里老有一个叔叔轮流住着。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在北京安居下来以后,觉得不能让几个叔叔老是蛰居家乡,应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就分次一个个接出来,引导他们读书做学问,后来他们均学有所成,成了北京学术界有名的马氏昆仲,与周氏、沈氏昆仲齐名。他们是:马衡(叔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有开创性的贡献;马鉴(季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马廉(隅卿),北大讲师,脑溢血死在讲台上。和几个叔叔情况差不多的还有我的四舅陈君哲(子俊),是北京大学教文字、文法的教授等等。

    与父亲经常来往,往往畅谈至深夜而毫无倦色的有钱玄同、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陈百年等,常听他谈起的得意门生有范文澜、陆颖明等。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来设想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时确现了父亲的赤诚苦心。我们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亲去世后才上的大学,我大哥从中学时代就留学日本,我三弟也是从中学时代就留学德国,父亲的意图大概是想让他们到这些强国去汲取振兴祖国的营养吧。对我和我二妹两个女孩子,父亲的安排是让我上政治系,让我二妹上法律系。他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又曾对我们说笑话:“你(指我)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你这个公使可以带丈夫嘛;你(指二妹)学了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父亲一生和蔼待人,以好脾气著称,但在气节这根本问题上却毫不迁就。抗日战争时北京沧陷,父亲因年迈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日本人曾数次命父亲的好友周作人来请他出山任教,父亲让小弟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作人还来纠缠,最后让小弟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这事才算没再继续。父亲过着清寒的生活,盼着胜利,他老人家是1945年4月去世的,去世前总说:“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吴晓铃先生在1985年10月4日《北京晚报》上曾说:“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这段文字可以佐证父亲故去之前的境况。

    我在1928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学到1934年离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红楼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东街,叫马神庙,是理科,有一小礼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讲;三院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全是法科,有大礼堂。政治系属法科,我在红楼上课,有时到二院听胡适的课(自由选听),外请学者讲演均在二院。如鲁迅先生讲演就在此。

    我记得第一天去沙滩上学,又兴奋又紧张。红楼从一楼到三楼都有教室,每层楼中间有教员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开的,也有在右手处有一扶手可写笔记的。必修课教室固定,选修课任选。同学中大多是男同学,女同学很少,1928年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到”。

    我的老师现在健在的有许德珩先生,同学中知道的有朱穆之、邓广铭和*翰。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栋梁,而我一无所就,实在惭愧。那时在校学习全凭自己自觉努力,老师都是高水平的,图书馆藏书也极为丰富,就是刚一入学,觉得学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这好条件去学习。

    北大课外活动特别活跃,可以学习乐器,包括钢琴、提琴,可以学摄影,可以学唱歌,可以学昆曲,还有体育活动,同乡会、同学会等等。我参加过钢琴和昆曲的学习,还曾受清华大学昆曲老师溥侗先生的邀请去合演过《游园》。到了春天有旅游活动,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场搭起人工溜冰场,下课后同学们成群结队去玩。

    1928年秋季入学,12月是30周年校庆(现改为“五四”了),11月即有校庆筹备会来邀我表演节目。我很为难,因为我很少参加文艺活动,只在初中演过一次儿童剧《青鸟》,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台词:“我觉得我要变味儿了。”这次我想拒绝,可他们再三动员,我只好勉强接受了,决定演一段单人舞,起名《倦鹤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学校教体育的女老师排练,这时离校庆只有两个星期了。记得演出在三院大礼堂。当时是隆冬腊月,生了几个大火炉也不管用,冷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就没有舞蹈基础,简直不知怎么上的场,也不知怎么下来的,只见黑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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