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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我们略谈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末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承其覆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第二次写小说是众所共知的《新青年》时代，所用笔名是鲁迅，在《晨报副镌》为孙伏园每星期日写《阿Q正传》则又署名巴人，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两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来看见有人为鲁迅编一本集子，里边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写的，后来又有人选入什么读本内，觉得有点可笑。当时世间颇疑巴人是薄伯英，鲁迅则终于无从推测，教育部中有时纷纷议论，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从这一点说来，《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罗批评家所（曾）痛骂也正是应该的。这是寄悲愤绝望于幽默，在从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说用的是显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当时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认的，正如《炭画》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话都非佳作，《药里》稍露出一点的情热，这是对于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药”了，此外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寄托希望与感情。不被礼教吃了肉去就难免被做成“药渣”，这是鲁迅对于世间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现出来，事实上也是如此。讲到这里我的话似乎可以停止了，因为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的始基，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于其他问题能谈的人很多，还不如等他们来谈罢。
………【第五十五章 胡适与鲁迅】………
曹聚仁
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那时，新青年社已经内部分裂；在上海的《新青年》，撇开了那些不主张谈政治的社员，走向研究社会主义的路上去了。那一时期，实际领导中国新文学道路的，乃是胡适。我和他见面，已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我还记得是在北四川路桥堍的新亚大酒店的三楼；那时，领导中国文*动，已经是鲁迅的时代。大家在开始批判胡适了。我们回看新文*动的全段历史，陈独秀影响，不可说是不大，时间可很短。胡适的影响最切实，时间也不怎么长。最长久，而又影响大的乃是鲁迅。这和近三十年间社会不安的情绪有关；因为文艺毕竟是从社会人生的根苗上长出来的。胡适所领导的道路，那时的青年，总觉得太迂远了一些。
胡适所指示的道路，乃是实验主义的路子。科学方法是胡氏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用科学方法评判固有的种种思想，学术以及东西文化，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结果便是他的文存、哲学史、文学史等。他创作白话诗，也是一种实验，也是科学的精神；这是他的文学的实验主义。他又说做诗也得根据经验，这是他的“诗的经验主义”。胡适在建设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乃在整理国故，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旧小说的考证，对于固有的中国学术思想，给了一道新的光。
从胡适所研究的成就来说，整理国故和小说考证真是划时代的。他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应用到小说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样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他考证了《红楼梦》，把曹雪芹的真面目从旧红学的迷雾中钻出来，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新红学开路的人，他说：“我自信，这个考证方法，除了孟莼荪的《董小宛》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胡氏所用的考证方法，就是科学方法，他说：“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我们看胡氏的考证文字，其中创见甚多；但他的功夫在于小心求证，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在做《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改正了无数错误，而且承认将来发见新证据时，再来纠正其它的错误。他经过了七年的时期，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证实，这样的精神与细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证学大师，可与其乡先辈戴东原先后辉映的。
他的小说考证，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便是古史的讨论。他的弟子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都受了他的影响，有极重大的发见。顾颉刚就说，他的《古史辨》，正从胡氏《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胡氏考证水浒故事、包公传说、狸猫换太子故事、井田制度，获得最坚实的果子。顾氏研究中国古史，获到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中心见解，这都是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的大事！顾氏的结论，是这样：（1）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胡适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导师，对于这一运动是有利的，因为他一直诉之于理性，而不诉之于激越的情感的。我们单就新文学的风格来说，他也是把金针度与人的。鲁迅、周作人的文体，都是不容易学的，十多年前，上海出这一种鲁迅风的刊物，结果都不是属于鲁迅的风格的，朱自清说：胡先生在运动情感的笔锋，却不教情感朦胧了理智，这是难能可贵的。读他的文字的人，往往不很觉得他那笔锋，却只跟着他那明白清楚的思路走。他能驾驭情感，使情感只帮助他思路而不至于跑野马。但他还另有些格调，足以帮助他文字的明白清楚，如比喻就是的。比喻是举彼明此，因所知见所不知，可以诉诸理智；也可以诉诸感情。胡氏用的比喻差不多都是前者。例如：“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深讨，他决不会露面。自然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椤，可以迫他吐露真情。”“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这种种比喻虽也诉记诸情感，但主要的作用，还在说明。其实胡氏所用的种种增强情感的格调，主要的作用，都在说明，不过比喻这一项更显而易见罢了。（我们且看清末启蒙时期另一导师梁启超，他的文体，也是多用比喻的；但梁氏之所以成功，乃在诉之于情感；所以读他的文字，觉得十分痛快，可是经不起仔细检讨的，一检讨就发见其矛盾百出了。）
本来，文字的明白清楚，主要的还靠条理。条理是思想的秩序。条理分明，读者才容易懂，才能跟着走。长篇议论文更得首尾联贯，最忌的是“朽索驭六马，游骑无归期”。胡氏的文字大部分项或分段架定了，自然不致大走样子。但各项各段，得有机的联系着，逻辑的联系着，不然，还是难免散漫支离的毛病，胡氏的文字，一方面纲举目张，一方面又首尾联贯，确可以作长篇议论文的范本。胡氏在考证学方面，可说是他们的乡先辈戴震（东原）的嫡传；而在文史方面，恰正是他所标榜的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实斋）的后继者；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
和胡适一样，诉之于冷静的理性的，则有鲁迅；鲁迅在文艺上的造诣，比胡适高，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比胡适广，但鲁迅的文体，比胡适不容易学。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评介鲁迅文体的文字，笔者觉得那位和鲁迅有些冤仇似的苏雪林，倒说得最好。他说：“鲁迅的小说艺术的特色，最显明的有三点：（1）用笔的深刻冷隽，（2）句法的简洁峭拔，（3）体裁的新颖独创。”他的文字，天然带着浓烈的辛辣味。读者好像吃胡椒辣子，虽涕泪喷嚏齐来，却能得一种意想不到的痛*觉，一种神经久受郁闷麻木之后，由强烈刺激梳爬起来的轻松感觉。但他的文字，也不完全辛辣，有时写得很含蓄，以《肥皂》为例，他描写道学先生的变态*，旁敲侧击，笔笔生姿，所谓如参曹洞禅，不犯正位，钝根人学不得。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谏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平常作家所能及。他的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具有简洁短峭的优点。他文字的简洁，真个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地步。
苏雪林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