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中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和列宁都不是中国人，市场经济也不是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成功借鉴、吸收了外来事物：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学习日本人的管理、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奇瑞汽车的CEO尹同耀如是说。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最好的仿制品，而是能够得到大家高度认可的“自主”产品、服务，甚至思维方式。现在，自主的产品和人才仍然需要外国的认可，中国人才会接受。比如说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导演，直到他在西方电影节获奖后才在国内赢得了盛誉。
解放思想还意味着树立你自己的榜样，艺术、企业、科学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榜样。中国人已经不再总是求助于西方，而是逐渐开始从自身寻找灵感。中国的自信心日益增强，而自信可以激励创造力的迸发。最终，创造力将帮助中国摆脱对西方世界评价和认可的依赖。
如果一家企业利润可观，那么它的CEO是不大可能受到攻击的，毕竟业绩可以说明一切。随着中国新的体制的发展，它的形象会更鲜明，领导层受到的责难也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宏伟，解放思想的力度是多么巨大，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就不可能不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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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虫的神奇蜕变
世界着名古典钢琴家郎朗说，在巡回演出时他并不经常回自己在北京的家，但那里仍然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据郎朗回忆，小时候“那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怀疑从西方传来的一切事物，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好比这个城市的心灵被打开了。”
中国不但思想开放了，而且在领导人和大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旧式专制企业已经蜕变为21世纪的现代化企业了。等级制度慢慢淡化，决策权被下放到各个阶层，使人们日益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解放思想增强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度与分享度。中国的思想解放开始于领导人心态的转变，并逐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转变。
在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相当粗糙。历史证明，毛泽东早期借鉴的西方政治体系永远也不会成熟。它把意识形态置于人民之上。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的话，这一体制就像是毛毛虫阶段，一直持续了30年。随着春天到来，*上台后它终于开始了蜕变，并一直持续至今。
对于毛毛虫来说这是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就是蝴蝶的出现。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再见，很多时候说出这两个字都需要莫大勇气。但是没有结束就没有新的开始。
中国何时才会大胆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丢弃毛毛虫的空壳，放飞蝴蝶呢。
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使毛毛虫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但是中国为何仍然藏在毛毛虫的躯壳之中呢？毕竟蝴蝶不仅更加漂亮，而且这一名称也更加精确。这只中国蝴蝶为何一定要隐藏在共产主义毛毛虫的躯壳内呢？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自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蝴蝶呢？
共产主义（muni*）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munist，也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集体的国家非常吻合。其实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
第二种“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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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蝴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第一个定义，建立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和自然界的毛毛虫一样，中国逐渐成熟起来。与他们在苏联的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中国明白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改变了路线或名字。
中国的领导者们所拥有的睿智和务实使得他们抛弃了僵化思想的束缚。就像*所说的那样，人们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发现一条道路行不通，那么就选择另外一条。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在意识形态上不再追寻先驱者的足迹而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抛弃了阻碍发展的共产主义观点，而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描述，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的新型模式。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所有的决策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程序所产生，所有成员都有权力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决策。中国是从共产主义理论中吸取了精华。
朝完全政治解放的道路上行走的最后几步就将是放飞这只蝴蝶，并为其正名：蝴蝶已非毛毛虫。
“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思想解放，并且拥有了自信心，这也是自我批评的前提。大部分批评都是公开进行的，一些微妙问题除外。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阳光政务”的承诺。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耳聪目明。
解放思想使得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它还使得社会底层群体增强了自信心，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鼓励他们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中国未来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解放思想还将在各个层面继续进行。
在分析中国现状的过程中，本书中描述的支柱逐渐浮现。支撑着中国改革的这八大支柱又都倚重于这个支柱……解放思想。如果不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为整体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只有人民能使改革成功。从艺术家到企业家，人们都可以自由思考、自主决策，决定在通向现代化进程中自己的脚步。教条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而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领导者不断加强解放思想的过程，使得他们和人民都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思想好比中国的春天，新芽萌生，经历夏天的成熟之后，秋天必定收获累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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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个*利是这些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群体性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确实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是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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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
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对自由和*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来自于其他文化背景、拥有对世界和社会不同的理解。采纳纵向*，而非横向*，情况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社会中，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模式的初级阶段。虽然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但是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
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由于这样的规则，中国政府的政绩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在这个纵向*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就像胡主席所说的那样，“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被压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下而上的声音也日益响亮。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质疑，至少是以温和方式的质疑是允许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容置疑。
200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把这个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口团结在现代化事业之下，那么“整个国家早就变成一团散沙了。”人们可以就做一粒散沙还是集体中的一份子哪个更好进行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坚定的总体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速度、进步和成功都不可能实现。
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