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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居”外的另一个院子才是荷塘所在，数亩地大的池子栽满荷花，顿感“十万狂花入梦寐，一袭清馥逸荷塘”并非虚言。荷塘中间是一个石砌的舞台，上面摆放一架钢琴，刘诗昆在试音，旁边站着两位妙龄佳丽。荷塘周围是走廊和几座两层楼房，不少艺术家在此挥毫的墨迹随处可见，黄永玉各个时期的照片和画像尤为醒目。
沿荷塘漫步，看看字画，赏赏荷花，幽香扑鼻，远处则飘来烤全羊的香味。日渐黄昏，宾客陆续到达，荷塘边的广场已摆上自助餐，生日蛋糕则摆在舞台后的大厅里。黄永玉站到舞台中间，只说了一句：请大家来聚聚，开心一下。于是上百位宾客食指大动，分坐荷塘四周，觥筹交错之间，欣赏舞台中的表演。
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2）
华灯初起，正是酒足饭饱之时，刘诗昆一曲奏响，全场肃静。黄永玉嘴叼烟斗，坐在钢琴旁的台阶上，已然心醉了。
和黄永玉共进晚餐，光听他讲话，已经半饱。那种调动气氛的功力，至今犹历历在目。座上有人问他：“您现在吃辣椒吗？”“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问：“平时有什么活动？”“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个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认得中国字的那部分……”
谈兴最浓的还是他的故乡凤凰。“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笑眯眯的黄永玉仿佛在讲着与自己并不相干的故事。“还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
晚餐后的第二天下午，我提早半个小时到达黄永玉的住处。黄永玉还在午休，黄黑蛮出来泡茶聊天。黄黑蛮也是画家，现居香港，言语质朴。我知道经济学家张五常写的文章都指定由黄黑蛮画插图，称他为“我的御用画师”，便聊起张五常在美国卖假古董的新闻。陆续有黄家的朋友到来，带来了各类相机，黄黑蛮很喜欢摄影，说起来深得门道。
正谈间，黄永玉出来了，手执烟斗，面带微笑，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肃立起来。访谈一开始，黄家亲朋拿着相机在不同角度上拍照。闪光灯影里，我恍然觉得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会。可惜“黄老大”的听力不太好，只好凑近一些，提高声调，距离感顿时消失了。一会儿工夫，便觉得这位老大不喜欢正儿八经的访谈，更乐意百无禁忌地聊天，“黄老大”的英雄会变成“黄爷爷”的故事会了。
黄永玉的童年在湖南凤凰度过，读书时以逃学闻名，十二岁离乡求学，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多次留级，后来校友聚会时，曾经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来人。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来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中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黄永玉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后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蔡澜成为忘年交。
李怀宇 在香港罗孚先生家，我们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说一家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经常去，有一次你们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你就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先生笑眯眯地来了，你交上画，叶先生预付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 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常常去。
李怀宇 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永玉 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李怀宇 黄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永玉 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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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3）
李怀宇 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永玉 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他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过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很了不起，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杀出来。今天你们这么好的环境，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就有工作，那时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
李怀宇 1953年怎么从香港回到北京？
黄永玉 1948年到1953年我在香港，最初是1946年去的，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待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1948年。1953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李怀宇 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永玉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李怀宇 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永玉 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这是我们老这么讲，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50年代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他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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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4）
李怀宇 50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黄永玉 我们每个星期多少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来了，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他的领导下，真正是奋不顾身，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头一有指示马上行动，毫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讲“没有钱怎么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贴的。具体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李桦、野夫、陈烟桥这些老木刻家，一年开两次全国性展览会。那时不像今天的展览会这么简单，没有经费，周围都是敌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总得管饭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到这么好！
李怀宇 那时候许多文化人都是有这么一股激情的。
黄永玉 是的，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买了一块木板，这么高，这么长（用手比划）。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个帮手，我就画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那时候也没有可能去拍照，发表都没有发表过，稿费都没有拿。我们义卖慰劳解放军，到了香港华商总会卖那张画，两三千块钱，当时的两三千块了不得，全部慰问解放军。“文革”时把这张画当作“黑画”，说歪曲解放军的形象，说把解放军画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们这帮人，我当年是怎么样工作的，你们是吃国家的饭，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