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还在写，不写就死掉了，来不及了，再说不写也可惜了，我觉得我那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得赶快写。写文章就简单了，不像画画，要带很多东西，一支钢笔和一些稿纸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市场上已经有整本的在卖了，可是我还没有发表哪，已经有盗版了。不过，盗版不盗版也没有关系（笑）。另外还有一本，我女儿建议我赶快写，那本在香港《明报》登过，叫做《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还没有写完，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国内的人会喜欢看，但国外的人就不喜欢，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这几十年国内的情况。
李怀宇 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很多年前跟聂绀弩先生走在街上，你告诉他有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
黄永玉 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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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7）
李怀宇 我听董桥先生开玩笑说过，你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
黄永玉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在北京万荷堂，黄永玉喜欢请一些老朋友来聚会。黄苗子、郁风、丁聪、王世襄、范用、杨振宁、张开济、刘诗昆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欢声笑语。“文革”时，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如今安享晚年，这些老人有了另一种从容的生活。
李怀宇 我觉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是那么从容，而且都很长寿。
黄永玉 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前一段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很多失败者也写了传记，而且具有和胜利者写的传记一样的价值。很多人研究胜利者，但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传记里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有人说，人活着一辈子，太没有意思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意思啊？对死，我曾经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当然，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吗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用粤语讲，黄太张梅溪是广东人），说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所以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他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李怀宇 黄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遗嘱》里也讲了类似的意思。
黄永玉 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怀宇 不管画画、写作，还是对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乐”。
黄永玉 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最近我画了一张画，写了《快乐论》，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方式。
画画的基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对吧？要是你碰见灾难倒霉，你就没法好好画。我在毛泽东纪念堂画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来访问我：“你说说看，你在画这个稿子的时候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就希望赶快完成。他说不是不是，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说心情就是希望认真地画，赶快完成。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嘛。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画画，有这样的事吗？这样也画不好。你想我这么讲，像郭兰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流眼泪，你相信那眼泪是真的？搞艺术当然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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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8）
看画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张画，我拿给你看（进房取出一张画）。你看看，我在这画上题了跋（边看边念题跋）：一切创作的起点是快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快乐能做得出事。我这也说得不全面，不快乐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乐的事。创作不只是让自己快乐，也能令别人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早已把快乐的根源剖析得很畅明了。有人问：悲剧呢？史诗呢？我说，悲剧令人掉泪，史诗令人肃穆，而作者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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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1）
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见沈昌文前，和北京文化界的几位朋友在三联书店后面的一个饭馆餐叙，话题上半场的热点是“超女”，下半场的主角是“沈公”。“沈公”是文化界后辈对沈昌文的尊称。提起沈公，他的阁楼，他的旧单车，他的红烧肉，他脖子上挂的U盘，他“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种种传说如数家珍，大家强烈要求我当面一一求证。
和沈公见面是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乍见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也不好问是不是U盘。先问旧单车，他说：“我最近生了一场病，家里不准我骑车了。我太太和女儿都是医生，所以我家里医生比病人多。”
再问他住的阁楼，话就开始多起来。“这都是形象的说法，不是具体的真正阁楼。当然我现在住的也是小楼，因为我书多，我们两口子住三间一套，还有两间一套给我大女儿，我小女儿在美国。我对上海阁楼的印象很深，原因不是我住过阁楼，而是我想住阁楼，住不到。我在上海的时候属于最底层，住的是街上的临时建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我一边做数学，一边偷懒的话，从板缝里就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汽车经过。可是以后我跟上海的文化人有接触，知道阁楼。”一提起上海，不免从旧社会说起了。“我在上海做了六年的学徒，一边还上学念书。后来交代历史的时候，我交代我已经上了十四个学校，5点钟就开始上学，我每天上三个学校，念《古文观止》，念无线电。我会收话报，当时人家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幸好我没有去，据说是‘中统’。我想去航空公司，但是我英语不好，1948年，我就开始学外语，俄语、世界语、法语、德语都学过一些。因为我穷困潦倒，我念书的学费是靠跟资本家造假账得来的，参加革命以后我都交代了。我们当时很拥护共产党，我的服务对象就有不少地下党员。解放后，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就去投考了。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我是工人，非常乐意去。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给我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所以，我这一次‘投机’没有投到。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这一次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又问当年在编辑部里煮红烧肉的事，他乐了：“当时《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都非常穷，就用电饭锅烧一锅红烧肉请兄弟姐妹吃。我喜欢做饭，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里有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做饭。家常便饭就是我太太做，我太太是北京人，擅长包饺子，不会做菜。我是穷人出身，从十三岁我就做学徒了，当做饭的人的下手，所以会做饭。王世襄做饭不得了，我后来跟他学了不少。他告诉我一条经验就是，做饭必须自己买菜，必须要早晨菜市场刚开的时候，就去挑最新鲜的菜。挑回来以后，自己洗、切，然后下锅炒，这样才能做出像样的菜来。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当时住在芳嘉园里，我早晨陪他去买菜，他骑一个自行车出来，带一个菜篓。王世襄做菜是‘大家’了，但是有一道手艺我实在是学不会的。王世襄做菜经常买两斤，只挑其中最好的半斤用。那我不行，我小家子，我最多是买两斤菜扔掉半斤烂的。”
对“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这个说法，他更有得说了：“大多跟我有联系的作家都‘好吃’。不‘好吃’的，我们就慢慢引诱他，让他‘好吃’。所谓不‘好吃’，不是他不爱吃，是因为饮食习惯。我的老长官陈原先生是广东人，老家口味重。有一次我陪他到沈阳去，辽宁教育出版社请他吃饭，他就告诉我，那才是老派广东菜，他对港派的广东菜一点也看不起。有一次，我办得不是很妥当，我请王蒙吃大闸蟹。我发觉，王蒙平时很爱吃，但是一吃大闸蟹，他速度特别快。我们上海人就意识到了，大闸蟹吃得快的话就是他不能欣赏其中的奥妙。我一想，他是北方人，我怎么请他吃大闸蟹呢？南方人吃大闸蟹的时候，特别是女士，要把大闸蟹里边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察’到啊。”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2）
1979年的一天，几个读书人聚在陈原的病房里商量办一份杂志。大家觉得噩梦醒过来之后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这个园地，便是一份讲真话不讲官话的杂志。陈原曾撰文回忆当时众人的共识，那就是：“开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