簿靠啥列浴Ｕ馐浅略宜档模磺Т味加辛耍苁俏饰矣忻挥凶龅絩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7）
李怀宇 《书趣文丛》也是引进了很多海外的作者的书。
沈昌文 对。都是《读书》的资源，吴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一份杂志的资源非常重要。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跟三联书店建议，应该重视这些资源。最好编辑部高层能够合在一起。这样，联系作者、编书都很容易。
李怀宇 《书趣文丛》总策划“脉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沈昌文 是陆灏提议叫“脉望”。赵丽雅、吴彬、陆灏等，我当时算是他们的头头。离开《读书》以后，我又把他们老朋友集起来，当时主要吴彬做得多一点。后来，赵丽雅倾向于研究、做学问。
李怀宇 怎么跟俞晓群交往的？
沈昌文 俞晓群原来是赵丽雅、吴彬的朋友，是《读书》的广告客户。俞晓群负责辽宁教育出版社，他们认识后给我介绍。我认识俞晓群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在《人书情未了》后，最近要出一本书，写作很勤。
李怀宇 我听到一个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俞晓群不是给你付工资，是给你报销那些差旅费？
沈昌文 是，我不拿工资。我就是所谓的二十个字的最后四个字：“坐以待币。”我把单据寄出去，坐着等人民币。我在外头开支也很大。我这二十个字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二十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的，要另作解释：“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 想看书来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1）
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
从南京到南通的汽车竟然坐了这么久。车内破旧，窗外暴雨，幸亏手上有一本辛丰年的《处处有音乐》。读着读着，快到辛丰年家时，天晴了。
喝上辛丰年先生亲手沏的茶，一路劳顿消了一半。聊了一会，辛丰年微笑着说：“你采访鲲西的文章，有广州的朋友剪下来寄给我了。”紧张心理随即消了一半。这一个下午的聊天，甚是投机。
我带来了采访贾植芳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兴致盎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妻子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眼泪横流，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个细节出自严锋的《辛丰年其人》——我见过最漂亮的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在北京、上海、香港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这些文化老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对书人的品评，他自有见解：金克木可爱，《孔乙己外传》就是他的自传；喜欢赵元任文章的风格，赵太太杨步伟的自传很好；过去很喜欢李敖的书，自从他来大陆胡说八道以后，就不喜欢他了；钱穆在一些不懂的领域也乱发议论，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音乐。
虽然自称现在把音乐戒掉了，辛丰年在闲谈中也不离本行：“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今年才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如今，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感慨：“南通过去小得有意思，张謇时代的南通很有味道。现在弄得乱糟糟的，毫无意思。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我好多年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出去看了。”第二天，在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带领下游览南通，所见与辛丰年所言大有出入：这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江滨小城。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李怀宇 你在南通读到初二时就停学了？
辛丰年 我上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抗战，学校就停了。那是新式中学，而且是商业中学，毕业了可以到银行当练习生，我们家里让我去上这个学校，也没有远大理想，为了以后就业方便。我也不喜欢上伪学校。我当时有一种想法：上学还不如自学，自学很自由，自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我也不到外地上学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后方。当时觉得自学还是一个好办法，当然自学的结果就是不学无术（笑）。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2）
李怀宇 自学时读些什么书？
辛丰年 主要利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自学讲义，可以补习到高中的程度。但有些也就不用讲义，就是自己乱读书，杂览。另外就是自学英语，主要的想法是：为了多看书就要掌握英语，不懂英语的话，许多没有翻译过来的书就看不了。当时学英语是很困难的。
李怀宇 此前在学校时英语学得怎么样？
辛丰年 老师教得不好。这门课本来不感兴趣，后来才想到非学不可，要自学。学了几十年才能勉强看一些不太深奥的书，这也很可怜。后来参加工作了，也没有时间花在自学上了。但是我在部队里对工作不感兴趣，曾经要求：让我去上学吧，去学俄语。不允许。我就自学，自学的程度比英语差，但是也能够结结巴巴地看一些东西。这都是很遗憾的，如果过去能够把外语学好，多学几门，那么我也许可以多读一些书。后来，我看到金克木的书，他的几门外语都是自学的。他读书读通了，我很佩服他，我见了朋友就推荐金克木。
李怀宇 抗战时要不要逃难？
辛丰年 我小时候从四岁到十岁在上海住过六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做过很不好的官，他是孙传芳的部下。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就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
李怀宇 你在学校里对音乐感兴趣吗？
辛丰年 那时候我对音乐课是很烦的。每周有一课音乐，除了老师教我们唱一些歌以外，就是用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教大家学五线谱。学得很枯燥，也很慢。每周上一课，结果上了一年我们也不能读五线谱。当时我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觉得五线谱讨厌极了，对音乐毫无兴趣。后来我对音乐感兴趣以后，几个星期就把过去没学的东西都学了，而且学得还更多，还能应用。
李怀宇 什么时候看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
辛丰年 那是在沦陷区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个也很有趣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大笑）。当然这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笑），这也是很惭愧的。
李怀宇 很多人就是看了你的《乐迷闲话》才慢慢喜欢上音乐的。
辛丰年 我懂的都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现在对这种时尚也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情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过去我喜欢音乐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李怀宇 原来在上海听过现场演奏的音乐吗？
辛丰年 很少。解放前，我住在上海那几年，被关在家里，不出去的。后来喜欢音乐，我不住在上海，住在南通了。难得有机会才到上海去，那是孤岛时代，音乐主要是给洋人、高等华人听，很贵，我就听过很少几次，那时候对古典音乐也是太无知了。解放以后，我听现场演奏也很少。特别在那时候，到中国来演奏的交响乐团很少。上海的本地交响乐队水平比较差，听了不舒服。这方面很遗憾，只能吃“罐头作品”（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3）
1945年8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在军中，辛丰年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1976年平反，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开始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
李怀宇 在抗战时，你对共产党是如何了解的？
辛丰年 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