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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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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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看书看得很累了,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拿出来听一下。看书可以浏览、快读,音乐不能快读。有些作品很长很大,比如要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至少要有一小时,这一小时就少看几本书,只好不听,就在脑子里想一想,过过瘾。
  李怀宇  现在主要读什么书呢?
  辛丰年  我现在主要读历史方面的书。文艺方面的书只是过去看过,没好好看,新的文艺书,不管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很少看。除非有一些很畅销的书。当然有一些新书看了有兴趣的,我还是愿意再看。要重看的老书很多,比如《鲁迅全集》看过好几遍,我现在还想从头到尾好好再看一遍。特别是看了《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之后,就更想把《鲁迅全集》再看一遍。当然,我也不像过去一样把鲁迅看成一个神。
  李怀宇  有些人现在还是把鲁迅当成是神一样。
  辛丰年  他绝对不是神,鲁迅给很多人利用了。当然我过去读过的书也不是很多,有些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就找来读一下,但是有些就算了。有些过去体会不深,现在就想再看,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过去看过好多遍,包括中文的、英文的,俄文我学得很浅,不能读这样的书。我还想重读《罪与罚》的比较好的英译本。另外,前几年,我特意请在美国的朋友到旧书店买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中国也有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但是不一定有人家的英译本好,因为欧洲的语言相近嘛。英国的译本是很认真的,值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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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6)
李怀宇  历史方面的书主要读什么?
  辛丰年  二十四史里面全读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最重要的。还有一些近代、现代人写的中国史,我主要读吕思勉,因为他比较可靠。我把他写的书全部买来,一部部地读,不过读起来很费劲,因为年纪大了,记不住。过去要上班,没有太多时间读书,现在要补课,已经晚了。好的回忆录也读,像特克尔的《美国梦寻》,还有一些口述历史。
  李怀宇  唐德刚做的口述历史看不看?
  辛丰年  也看,像他的《李宗仁回忆录》我就不是很满意,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太令人满意了。我自己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李怀宇  唐德刚自己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
  辛丰年  但也有些使人信服,当然不能全信,其中有一些回忆的错误,还有本人的局限。比如有一本《亦云回忆》,曹聚仁很推崇这本书,但是没有详细介绍,作者沈亦云回忆他丈夫和她一生的事情,她的丈夫黄郛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我对蒋介石是深恶痛绝的(大笑)。《亦云回忆》是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香港有得买,于是我托人从香港买来。写得真好!有好多书要看,所以时间太紧了。
  李怀宇  钱锺书也曾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辛丰年  他这话我非常相信。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象,这一点就要防备了。
  李怀宇  我倒是相信回忆的细节可能有出入,但感情是真的。
  辛丰年  不过,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细节常常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就湮没了,你要抢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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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1)
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家居的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书房兼会客室里,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患白内障后他的眼睛换了晶体,重放光明;耳聋后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长谈不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当年在西安即兴赋赠给他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遇有光西安》)
  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三十五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
  每天早晨,周先生的第一件事是细看《参考消息》,他觉得《参考消息》内容比较多,很多重要的信息就在字里行间。美国和香港地区的朋友每周都给他寄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多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
  近年,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止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周先生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他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他一台。周先生笑道:“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所以,这个投资就失败了。”他边说还边示范打字机的操作。对他来说,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他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家里挂着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各个时期的合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从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望着照片,周先生悠悠回忆:“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精神就痛苦了。”
  问起长寿之道,周先生笑答:“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农村,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2)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蕙心兰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李怀宇  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很有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写过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上海、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他用父亲传下来的财产,广办学校。后来,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跟他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李怀宇  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与我的老伴张允和结识,是因为我的九妹在张允和父亲办的学校里读书,并且与张允和是同班同学,这样张允和就经常来我家玩。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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