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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以后，怎么去考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 上了燕京大学以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小，而且比较晚熟，不大善于交际，比较孤僻一点。我还是不甘心，第二年还是下决心要上清华，就去考转学，就是上了一年级以后，可以考清华的二年级。但是有一点，你要考清华的转学，就必须从燕京退学，才能拿到学历证明去报考，不能给自己留后路，不能脚踏两只船。后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退学了。那时候我在燕京已经成绩非常好，下学期可以得奖学金，免学费了。但是我不管，我去退学，学校教务处的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一再警告我：这样你就回不来了。我就不知道哪里来那么一股劲，非要退不可了。但是退了以后，我没有把握，万一真的考不上，我就什么学校也没有了。考完清华以后，我舅舅在上海，我又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结果那一年我三个学校都考上了，我就赶快回去上清华了。
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平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李怀宇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
资中筠 我去的时候，系主任是陈福田，他是夏威夷的华侨，在清华不算是名教授。我上课上得比较多的，一个是温德，这个美国人在中国教了三四十年的书，最后是一百零三岁在北大去世的，他有好几代学生，从季羡林到我都是他的学生。我跟他上的是莎士比亚、英诗、散文。另外一个上得比较多的老师是钱锺书，他1950年从英国回来，我正好是三年级，他开西洋文学史，讲得非常好。后来他是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杨绛教我们英国小说，我们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Young lady”（笑），她是苏州人，讲话细声细气。他们夫妇其实只在清华教了一年多的课，正好是我赶上了。
那时候的先生上课都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们不用讲义，开口就讲，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就拼命记笔记，谁的笔记记得好的话，考试的时候就好一点。老师告诉你一些参考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但是他的那种讲法就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借这些书看。而且到图书馆借书也非常方便，只要老师提到的书，都是有好多本的。我之所以非要上清华不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华的图书馆特棒。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天天泡图书馆。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
李怀宇 人家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资中筠 应该是这样的。那时候老实讲，都是名教授，我当时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并没有这种特殊的感觉。不像现在的学生，一看那个教授特有名，就跟着那个教授。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上课就上课。雷海宗一上来，就脑子里有很多年代，在黑板上写西方历史多少年，相当于中国历史多少年，他老是这么讲，具体内容我忘了，但是记住了世界史上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史上的什么时候。他真是学问如海，原来是开中国通史的，我听的是世界通史，那时候就拼命记笔记，可惜我那些笔记现在全丢了。我是善于记笔记的，考试的时候同学都向我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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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同学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
资中筠 1949年以后，走了一批同学，去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们班上原来有三十几个同学，走了一半，班就小了，大家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班上女同学多于男同学，同班的冯钟璞（即宗璞）跟我特别要好，我们到现在也是最要好的朋友。
还有比我高一班的英若诚，他英文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从小就上美国学校，英文本身已经用不着再上课了。他喜欢戏剧，那些必修课，他选了就跑了，只到考试的时候去应付一下。那时候学校特别的松，所以他所有的时间都在选戏剧课，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那时候外文系里专门有开戏剧课的，他一直都是到处晃悠，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听戏剧课。他后来的夫人吴世良跟他同班，跟我们一起住在女生宿舍，他一天到晚来找她，所以我们印象深刻（笑）。
李怀宇 你在清华大学的时候，认识陈乐民先生吗？
资中筠 没有。他也读清华，可是他进清华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因为他比我低两班。我是1951年毕业，他是1953年毕业，还算北大毕业的。他是法文专业，我是英文专业。我们很晚以后才认识。
李怀宇 陈先生上了四个大学，哪个大学给你印象深一点？
陈乐民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清华大学，虽然我没能在清华大学毕业，当时院系调整把文学院调到北大去了，我正在外面工作，回来时，清华文学院已经并到北大。从时间来讲，我是在清华的时间长一些，另外还是赶上一点清华在学术比较繁荣的时候。
李怀宇 有没有听说同一辈的人在四年间读了四个大学的？
陈乐民 哎呀，读了两个大学的倒有，读四个大学的没听说（笑）。
资中筠 不过，我觉得赶上抗日战争的时期，到处读来读去的人很多。
陈乐民 我这个不是战争影响，是解放战争以后了。
李怀宇 资老师说在清华的时候不知道你，你知道她吗？
陈乐民 我也不知道，她比我高两班。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太好，耽误了一年。
李怀宇 清华大学的学术气氛对你影响很深？
陈乐民 当时教我的老师在清华还不算突出的学者，但是清华的学术气氛很好，只要你进到清华园去，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是学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不是院系调整，你就会感觉清华园这个地方是那么的和谐，大师云集。但是我进去以后，赶上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比如说，我进去没有多久，就赶上知识分子学习改造教育，你看杨绛写的《洗澡》，就是那个背景。这些老先生上台去做检讨，把自己骂一通，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是清华，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么一批老教授。
李怀宇 现在来看，院系调整对当时中国高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资中筠 非常大，而且每一个大学的传统都给打断了，重要的是把文科打断了。它是大力地发展工科，比如把清华的文科并到北大，各个大学的文科都并到北大，并不是说北大文科就壮大起来了，而是整个萎缩了。
陈乐民 不仅把清华大学的文科打掉了，同时把清华大学文科对理科和工科的影响也给打掉了。过去清华大学理工科的老先生都有文科的基础，以后把文科一弄掉，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科学校。
资中筠 当时的理念是连理科都不要了，跟工科分开，学苏联的那种，而且高度实用主义。
李怀宇 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乐民 我那时候临时调出去工作，等毕业的时候我回到清华，清华大学说：你已经不在清华了，你到了北大了。我的同学已经把我的铺盖拿到北大。我到北大去，没有怎么上课，就毕业了，我也没有毕业考试，但是给了我文凭。
1951年，资中筠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这一年，陈乐民毕业，也分配到这里。1955年，陈乐民被派到维也纳工作，一年后，资中筠也被派去。不久两人相爱，1957年7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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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毕业后工作没多久，“三反”“五反”时资老师家就受到了冲击？
资中筠 那时候政务院底下有文教委员会，我跟宗璞一起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局，跟专业对口，但是报到的时候被宗教事务局留下了，他们说需要外文人才，就把我们两人给留下了。我们不高兴，当然也没有办法，那时候得服从分配。后来我不太安心工作吧，还被批评了。“三反”“五反”了，我就开始挨整了。原来我已经入团了，并且要求进步，希望将来能够入党，因为我们这些人叫做“历史清白”，解放以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我父亲被认为是“进步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的政协筹委会。忽然一个“三反”“五反”，他们都有问题了，都停职反省了，而且天津报纸头版头条登出来，说他是大奸商。然后我们单位就开始动员我划清界限，从那开始，我就老检讨，老是跟家庭划清界限，老得改造，没完没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家里就比较疏远了。当然后来运动过去以后，对我父亲做了结论，叫“完全守法户”，不存在违法的事情。我们全家就从天津调到北京来了。私营银行没有了，我父亲的职务就变成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从此，他就不怎么说话了。
李怀宇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资中筠 195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他那一年毕业分配过来。但是我那时候对他没印象。我们开始熟起来是都被派到维也纳。他1955年去，我1956年去。
李怀宇 当时在维也纳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资中筠 没事的时候就出刊物，每个礼拜都得开书记处的会议，我们做翻译，公文来往得翻译成中文，给领导看。工作语言是法文，也是整个机构的共同语言。我们不懂德文，但是奥地利的报纸是德文的，所以还有一个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从奥地利报纸摘成法文，我们再给领导念。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各种各样的会，每次开会之前要准备好多好多材料，整天就干这个。现在回过头看，都是配合苏联的外交，凡是苏联要跟美国谈判，就要制造舆论，召开和平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其实那些决议都是支持苏联的观点。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中国的书记是李一氓，当然底下就需要有翻译兼秘书，陈乐民先调去了。1956年我临时出国开会，完全不知道要长期留下来。我们到瑞典去开会，那时候去的西方国家只能是瑞典，因为瑞典是中立的，而且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国家都不承认。我随代表团去那儿开会，忽然就通知我不要回国了，到维也纳去吧。我记得后来还托人把衣服带来。我还记得到维也纳去，就是陈乐民来机场接我的。他非得来接我不可，他是工作人员，管这些事嘛。我就在那儿住了三年。
那个地方圈子很小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使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李一氓和他夫人，陈乐民和我，再加上一个厨师。李一氓是四川人，他是美食家，专门从四川调了一个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