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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之前有没有英文、数学的基础？
许倬云 几乎是没有。辅仁的英文老师、数学老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怀宇 后来你考台湾大学时数学考了满分？
许倬云 一百分。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
李怀宇 在辅仁中学有没有读完高中？
许倬云 没有，读到高三上，然后到台湾读了高三下。
李怀宇 什么时候从上海到台湾？
许倬云 先到上海，1948年年底从上海到台湾。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律师，奉调到台湾，二姐和二姐夫就带了我和小弟弟到台湾去了。以流亡学生的身份，编到台南二中，在那读了一个学期。
李怀宇 你的父母呢？
许倬云 父母当时还在上海没走，到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才去台湾。
李怀宇 当时对国内的形势了解吗？
许倬云 我父亲很清楚国内形势，他知道留在无锡他要完蛋的。他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在无锡，他是所谓老官僚，一定会完蛋的。而且我们在抗战前线进进出出，跟八路也不是没有打过交道的……那时候整个时代都在左倾。我同班同学七个里面有四五个是地下党，因为对国民党失望，觉得建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在这个潮流之下就左倾。所以，全班四十八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台湾。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3）
1949年，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在台大，许倬云兴趣广泛，所学跨了四个系，包括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从大二开始，他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林纯声、劳贞一的课都是一人班的课。在台湾大学读完硕士后，他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五年期间，前三年也有四五门课是上一人班。他回忆：“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的累，因为上一人班你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
李怀宇 1949年为什么去考台湾大学外文系呢？
许倬云 报名的时候我们在台南，就托一个朋友的妈妈——方东美的太太，方伯母，替我们报名，方伯母就讲：“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不做事情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出自好意。
李怀宇 在外文系读了一年后，怎么转系？我看过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是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看了你的成绩单，说你应该去读历史系；另外一个版本是说你受了几位老师的影响。
许倬云 都有的。因为我入校的数学成绩很好，国文、历史也很好。阅卷的教授拿我的卷子给校长看，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李怀宇 转到历史系以后，还旁听其他系的课程？
许倬云 我在外文系主要的课照旧上，像散文、英国文学史。那时候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是姐妹系，共同课程很多，所以我在历史系选课程，也可以在考古人类学系选课程，照旧旁听别的课。
李怀宇 当时上课经常是老师一带一地教你？
许倬云 我常常一个人一班，那时候老师多，学生少，都是一流的老师。
李怀宇 现在看起来很幸福，相当于读研究生。
许倬云 后来我读三年研究所更舒服了，四个学生，很多老师。我到芝加哥大学也很幸福。
李怀宇 现在回想，当年的台湾大学学风如何？
许倬云 第一点，学生的基础好。第二点，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我们关系很密切，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怀宇 傅斯年先生当时想把台湾大学建成台湾的北京大学？
许倬云 对。他对我们非常好，我们一直怀念他。
李怀宇 你和傅斯年先生交往多吗？
许倬云 他找过我两次。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下去，司机在门口等他，我们围着看。他五十四岁就死了，真可惜！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王永兴告诉我，当年在昆明警报响的时候，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陈寅恪先生。
许倬云 傅先生跟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我们还有很多他的信，在档案里面，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笑）。傅先生是高血压、心脏病，被政府追问：“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盖学生宿舍？”他被气死了。
李怀宇 你在台湾大学时已经对上古史很感兴趣了？
许倬云 对，我几乎一进去就对上古史有兴趣。你想我第一本文言文的书读的是《史记》，我父亲受的是海军军官的教育，可是他的古文底子非常好，教我读很多古文的东西。进大学以后，当时台湾大学最强的是上古史，上古史是史语所的强项，史语所跟台湾大学等于是一个班子，两个招牌。因为名师多，所以我读上古史多。李宗侗先生对我启发非常多，还有李济之先生、林纯声先生、劳贞一先生。董彦堂先生希望我跟他读文字，我说，我兴趣不在这里，后来他教我历法学。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4）
李怀宇 那时候常泡图书馆？
许倬云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写我们要的书的名字，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李怀宇 是什么样的机缘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许倬云 说来话长。我在研究生的第二年，学校里有李氏基金会提供奖学金，是全校最好的学生去考，我运气很好，就考上第一名。但是基金会的要求是健全青年，我不健全，所以就算了。钱思亮校长很不高兴，就找胡适先生帮忙，努力了两年，找到了华侨徐铭信先生，由他捐出一千五美金。这钱不够，我就申请学校，芝加哥大学愿意补上一些钱，这样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东方研究所做这方面工作，远东的部分就附在旁边。所以我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另外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的学科，有三分之一跟顾立雅做独立研究。
李怀宇 在芝加哥大学你还成了医学研究病人？
许倬云 他们还开刀诊治我的脚。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是学校对我的手脚很感兴趣。医生说很难得见，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每年住三个月到半年，吃他的，住他的，用他的（笑）。
李怀宇 这五年里，你主要的学术兴趣在哪里？
许倬云 很广泛。埃及史、两河流域的考古学、社会学、欧洲中古经济，什么都有。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耳濡目染，就对神学有兴趣，也选课。我跟神学院的学生一起淋浴，有几十个龙头，中间有个大桌子，淋浴完大家就围着中间的大桌子讨论问题。温度很高，所以不用擦，身体都会干。
李怀宇 当时正是社会学如日中天的时候？
许倬云 对。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跟马克思是两大宗派，马克思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革命家看，他是社会学者。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
李怀宇 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
许倬云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的来龙去脉，年代、家世作统计，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李怀宇 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对你后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倬云 有极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全美学术气氛最浓厚的一个，不出阔人家的子弟，不出总统，不出财主，但出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念书就像在僧院里一样，坐下来吃饭，另外一个人过来：“对不起，能不能跟你一起坐。”一侃，关于什么问题，你的想法如何？无时无刻不在讨论问题，没有别处学校有这种气氛。
1962年，许倬云从芝加哥回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1964年，许倬云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积极参与民主自由活动。
李怀宇 1962年回台湾以后做什么？
许倬云 回到台湾，基本回到“中央研究院”，但是台湾大学是母校，台大让我去做兼任，马上就从兼任变成合聘。
李怀宇 1964年怎么当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许倬云 偶然的因素。那时候系主任余又荪先生遇车祸身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去开会，要接系主任。
李怀宇 当时系主任的工作很忙？
许倬云 非常忙。研究和教书两边工作。校长钱思亮先生让我去做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的委员，他的目的是训练我。当年我出去留学，他帮了忙，所以他吩咐，我一定做。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5）
李怀宇 三十四岁做系主任时，主要研究什么？
许倬云 西周史。一篇篇做文章。
李怀宇 你从1962年回台湾到1970年去美国这段时间，目睹的台湾政局是什么样的？
许倬云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紧缩它的掌握，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们都是被他们打击的。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人当作自由分子，不过不用自由分子这个名称，叫“歧异分子”。从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钱校长到沈刚伯到许倬云，都是歧异分子，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先生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我们都受打击。
李怀宇 1966年，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出来后，你给他写书评，还指出书中的不足？
许倬云 我很认真而客气地写，但是殷海光已经自命为大师，人家都捧他，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批评我。我讲了他几个有问题的地方。殷海光其实跟我私交很好的。殷海光是有骨气的人，但是学问并不怎么样，他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被大家当作一个指标。
李怀宇 当时自由主义在台湾很受打击？
许倬云 非常受打击……
李怀宇 你跟胡适先生有没有交往？
许倬云 我出去，胡先生回来了。我跟他的交往只有一次。1960年他带了台湾一个访问团到美国学术界开双边会议，我的老师李济之先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