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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4）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总理衙门也希望像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地坚决地发动了战争。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国在上述种种“功课”中准备不足，最终导致判断失误，输掉了“甲午战争”这场以两个国家为考生的“大考”。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1）
1894年，一场战争让中国向左，日本往右。
实际上双方的胜负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了了。
外交斡旋、外交角力，中日互手。
外交力，近代社会综合国力的第一考察指标。
结果是——日本胜了，中国败了。
战前乃至战中，日本政府对于各国形势洞若观火，乃能操纵自如。他们将各国利害之深浅，决心之有无观察明了，一丝不错，然后因之或妥协、或硬拒、或婉拒，从而使各国自行收手，使中国陷入绝对孤立。
因此，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狂胜中国，赢得了两亿两白银的赌注。
当然还有更多。
1894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报纸争相报道。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此时正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之良机，“不可失之交臂”。当他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乘机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陆奥宗光以此为名，派军舰送行，各舰海军陆战队达三四百名之多。日本陆军随后又分批出动，到6月底止，日本入朝兵力约达一万人左右。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向政府停战，朝鲜政府便向中日双方提出了撤兵的请求。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建议中日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欲发动战争，以乘机排斥中国在朝势力，独霸朝鲜的决心已定，他们是不甘轻易退出朝鲜的。然而，日本又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为了不致在外交上陷入“师出无名”的被动局面，日本提出了所谓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企图“以共管朝鲜之难题，以窘中国”。
果然，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后，中国“以其包藏野心”，害怕日本借此控制朝鲜，拒绝了这一提案。当时，李鸿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他竭力活动于英俄之间，乞求他们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甘落后，更是采用了军事、政治、外交齐头并进的政策，“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积极增兵朝鲜；在政治上，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排斥中国在朝鲜之势力；在外交上，日本深知出兵朝鲜进而发动侵华战争，如得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外交伎俩，“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力图避免欧美列强联合干涉其侵略活动。
当时，在远东有最大利益者，为英俄两国。沙俄自从19世纪中叶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力图在远东取得不冻港，进而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于日本向朝鲜的扩张，沙俄是有戒心的。故当李鸿章请求沙俄政府出面调停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喀西尼“欣然应诺”，表示了干涉的决心。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慌，陆奥宗光立即与驻日俄使希德洛夫进行了会晤，保证无意占领朝鲜，仅是要朝鲜改革内政以保证朝鲜独立而已。于是，俄国“积极干涉之心顿减”。但俄国政府对日本仍不放心，1894年6月30日，希德洛夫曾交一照会给陆奥宗光，劝告日本政府容纳朝鲜要中日撤兵的请求，并警告日本说：“若……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负重大责任。”日本政府接到照会后，立即进行研究讨论，它还通过驻俄日使了解到，俄国虽然对远东寄予的欲望远大，但它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太平洋舰队也还软弱，没有多大力量来采取武力政策。日本政府认为这时没有应俄国忠告而撤兵的必要。于是，日本就比较委婉地拒绝了俄国撤兵的建议。同时，为使在远东问题上猜忌素深的英俄两国互相牵制，日本政府就将朝鲜问题通告英外务部。英外务部就命其驻俄公使告诉俄外务部说：“英国并无用恐吓手段强日撤兵之意。”俄国当初愿出面干涉，主要是怕不允中国所请，中国会“舍而求英，徒予英人殖势良机”。此时，俄国见日本拒绝了它的要求，英国表明了“中立”态度，若再采取干涉行动，恐会引起列强（特别是英国）的猜忌，且万一日本胜利，俄国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考虑到这些因素，沙俄就不愿卷入漩涡，去冒与英、日对立的危险了。对此种情况，日本亦甚为了解，为拉拢俄国，更加孤立中国，日本还表示若日本一旦占据朝鲜，则将尽力保护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日本的承诺，沙俄感到满意，俄外相立即表示了不干涉的态度，日本终于扫除了发动甲午战争的一大障碍。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2）
为了避免在远东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的干涉，日本在外交上也颇费心机。英国当时奉行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极不愿打破远东的现状。它是承认中朝藩属关系的，其政策的着眼点是支持中国加强控制朝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想方设法亲近英国、拉拢英国。当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巴柴特向日本政府提议说，中国政府对于从前日本政府所提议之案，有附有某种条件再商议之意时，日本不敢得罪英国，却故意在与中国谈判时，提出与中国相反的和使中国无法接受的意见，致使双方谈判无法进行下去，然后再把谈判失败归罪于中国，挑起英国对中国的不满，争取了外交上的主动。
为了使英国保持“中立”地位，日本还满口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运动”的要求。同时，日本政府还了解到，英国的远东政策中还包含有防止俄国在远东扩张的一面，英国早就密切注视着俄国势力向远东和中国侵略的动向了，为了不让日俄结好，损害它的远东利益，英国希望日本站到自己身边来，共同对付俄国。于是，日本趁机提出了自明治维新后，一直是头等重大的外交课题——修改日英条约。在日英双方商谈改约之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向英国政府表示：日本与中国打一仗后，即缔结和约，“以尽早地遏止俄国人南侵”。日本的这一表态，使英国感到满意。7月16日，日英改订条约终于在日本作了许多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条约改订，初步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如英外务大臣金伯雷在条约签字仪式上所说：“这个条约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以此表明他对日本侵略行动的支持态度。
日本就是这样运用其灵活的外交策略，使英俄互相牵制，从而解除了发动战争的后顾之忧。7月23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开战之后，英、美、德、法等国正式发表其“中立宣言”，要求中日两国尊重他们的“中立”权利，这对日本侵略行动无异火上浇油。然而，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对中日战争的进程极为关注。在战争初期，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胜负没有把握，基本上采取观望政策。平壤及黄海之战，中国大败，使“欧美各国之视听赖变”。英《泰晤士报》公然说：“我们决不会再想到……中国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然而日本的胜利也使英国深感不安。英国当时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65％以上，英国商人已经“享受”到战争的恶果。因为清政府为阻碍日本袭击华南沿海城市，先后封闭了宁波、福州等港口，这就使英国在华南贸易受到打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结果将会更加残酷。并且，英国眼见新兴日本跃登远东舞台，且有要求东亚主动地位之举，实在于心不甘。10月6日，英外相电令其驻俄、法、德、美等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建议以联合方式调停中日战争。10月8日，英驻日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