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密集，到头来，自然弄得人人手足无措。其处罚，也就难得公允恰当：该处罚的小人可能逍遥法外，不该得罪的君子倒可能陷于刑狱。执法执到如此地步，不是太荒唐了吗？
如今取士，大抵通过考试。记性好背诵多的人，又能略通文墨，就被当做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都成了未来的公卿大臣。次一等的，尽管没有记诵之学，只要略通文辞，又能多少吟一点诗，作一点赋，就能中上进士。高等进士，也是要做公卿大臣的。这两种人的那些知识技能，根本当不了公卿大臣，不说也很明白。可世上的人，却很少有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大臣们几乎都是打这儿出来的，全都干得挺好，根本用不着古代的那一套取士制度。似乎颇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古代那么慎重，都害怕好人难进，小人混在好人之间，这么大囫囵一考，什么人都收，固然也会收到一些贤良之士，但不肖之徒更容易混杂其中，只要他们多少有一点记诵之学与咬文嚼字的功夫，就行了；另一方面，真正有才干、能当大事的人，十有###，又困于这些无用的记诵之学，永无出头之日，不得不老死草野。这实在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扭曲与浪费。而无论古今，官吏的配置都是呈扇面展开的。古代君王选好了身边的公卿重臣，再由他们逐层铺开，普天下的官吏自然都会河清水清。现在，公卿重臣既选不好，让卑鄙小人富贵而为公卿大臣，再由他们一###任下去，由朝廷而一路，而州，而县，那会有好吗？
通过考试，还多少有一层屏障。至于恩泽子弟，连这一层障碍也没有了。不管你上没上过学，有没有才干，只要直系亲属有人当大官，朝廷就会找着你给官做了，而且有职有权。还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官人以世”就是商纣王的罪孽之一，最是亡国乱政的勾当。可直到今天，它却依然照行不误！
还有一桩怪事，也是古代没有的，即所谓流外。朝廷官员有了过错，作为一种惩罚，就将他们排挤出朝廷，让他们到州县去治理州县。既将他们推出廉耻之外，他们升迁无望，且已经不耻于清流，你还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合于廉耻的事吗？州县乃是亲民之所，最是朝廷示恩结怨的所在，将它们交给这些被排挤唾弃的绝望者去打理，朝廷不是自毁根基，也差不了多少了！
取人、任官，从来是一点两面的事情。取人既无道，任职自然不会好。通病是：不问德才是否合适，只问出身先后，资历大小。明明是因为文字学问进入仕途的，却让他去理财。能让他久任，在干中学，也不失为一种补救。可偏不，他刚上路，又让他去典狱，转而又叫他去治礼。一个人就那么点能耐，却要他无事不能，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结果，自然什么也干不好。人人都这样，无能也就成了一件光荣的事了。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形成惰性，谁要想改变它，用人以专，久官其位，不循资序，等等，就会议论迭起，讪谤云飞。只有一任旧习，才大家欢喜。
教育，恩养，贡取，任官，有一件不到位，不符合先王之道，都会败乱天下人才，何况现在四样桩桩不到位！人才不足，自然不可避免。不这样，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人才从来是治国之本。没有人才，不仅变法图强无望，就是想维持目前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怕都不可能了。
这样的教训，历史上数不胜数。
汉朝张角，鼓动了三十六万人同时起事，所在地方政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预先发现他们的阴谋。唐代黄巢横行天下，所向披靡，没有一个将佐官吏敢撄其锋芒。强汉盛唐，就那么亡了国！究其根源，说到底，还不是人才不足？
可眼下的公卿大臣，根本看不到危险，更谈不上为宗庙社稷、为长治久安而思前顾后了。这种状况，实在可怕极了！当年，晋武帝也是只顾眼前，不为子孙着想，一味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结果，很快就丧权亡国，天下大乱，以至华夏之区竟被夷狄统治了二百多年。倘若再不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加紧陶冶人才，重蹈覆辙不过旦夕之间的事情而已！
想到这些，安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就调整好情绪，继续自己的思路了。能发现问题，就有可能解决问题，还用不着过于悲观。
眼下最重要的，是让皇上知道这一切，然后明诏大臣，让他们集思广益，努力陶冶人才。只要深谋熟虑，因时制宜，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陶冶大批可用的人才，并非高不可攀，是能够做到的。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5）
想到皇上，他又不能不有所顾虑了。庆历新政，固然有考虑不周的一面，可一遇到攻击反对，立马就缴械投降，一切照旧了。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皇上缺乏决断，缺乏魄力，在流俗侥幸之人的攻击非难面前却步退缩了。其实，任何一个崭新法度的建设，都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总要玩弄各种花样破坏反对。所以先王立法，总要先从处罚征诛开始。不首先处理那些腹诽心谤、阻止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建设新的法度。这是最重要的：要上书皇上，首先得为他破除困惑，让他能作出决断，坚定不移。否则，肯定还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结果。
打江东到京城，一路上安石想的始终就是这一件事，都弄到有些恍恍惚惚的了。直到京城，思路才越来越明晰了。等一安顿下来，安石就磨墨铺纸，将所有想到的东西最后整理集中起来，写成一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稿子都已经誊清了，忽然又想到：如今天下，除了利害相关，根本没有人再谈这些大道理了。自己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不被别人视为迂阔无当，才怪呢！这么想着，只好又加了一段，说明所谓迂阔之论，不过是因为人们早将大道理忘得一干二净，到有人重新提起，反而少见多怪了。当年魏徵，也就是这么说服唐太宗的。唐太宗用了这些大道理，才成就了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之治。虽然理直气壮，却又多少有些无奈。不得不说明显而易见的东西，怎么能不叫人觉着无聊呢！
更叫他惆怅的，远不止于此。
富弼、韩琦早已告别变革，只想守成了。他们看中安石的，只是他的清廉能干、学识渊博，并不在于他的活跃思想，更不在于他以变求治的不安分念头。何况，《万言书》对于当路大佬，还啧有烦言呢！
韩琦说：“安石果然饱学，文采郁郁。这份《万言书》，该是古往今来最长的奏章了？”
富弼说：“书生之见，总是有理有据的。”
韩琦说：“文章是好文章，用却不易。说总是要比做容易。”
富弼没有附和，只说：“是不是呈给皇上看看？”
韩琦说：“呈总是要呈的。这么长，皇上太劳神了！”
这话实际上只说了半句，后半句是：皇上怕未必看得了。事实也是，皇上心思既不佳，身体也欠好，他要读完这篇上书，也真难！
安石要是早知道这种结果，他还会上书吗？这，只有天知道了。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回（1）
望子心切用人则贵
清热化痰唯药才行
包拯在开封府搞得人仰马翻，权贵豪右人人切齿，他那位子自然待不长。他这个人既软硬不吃，又无懈可击，要想撮走他，只能迂回作战。稍有智力，谁都不难想到这种战法。
自从没了二国舅曹偕，皇后的怨气一直憋在心里。她身边的人，比她更想吐出那一股鸟气。有一天，皇上不知因为什么忽然又提到了包拯，史志聪赶紧抓住机会，向皇上进言：“皇上说到包拯，包拯这个人，实在是古往今来难得的一个直臣。自他到了开封府，开封府可真是清静多了。奴才想来，他固然难得，要不是皇上知贤任善，他怎么会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所以，还是皇上圣明。有尧舜才有皋陶呵！皇上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仁宗皇帝只是笑，好一会儿才说：“你说得不错，像包拯这样刚直无私的臣子，真是古今少有。”
史志聪说：“不过，奴才还想到一件事，只是不敢乱说。”
仁宗被吊起了胃口，自然要开恩放言：“想说什么就说吧。”
有这么一句，史志聪还能不说吗？他说：“奴才是想，像他这样刚直不阿的直臣，要是能挪一挪，他的长处就能发挥得更好了。”
皇上问道：“你说往哪儿挪更合适？”
史志聪说：“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让他做谏官，帮助皇上整顿朝纲，可不比在开封府更合适、更重要吗？”
皇上一听，还真觉着有理。
史志聪见皇上好像并不反感，就顺着杆子往上爬了：“朝廷有他这么个言官立在当路，可以以一当十，皇上等于一下多了十双眼睛，比留在开封府可有用多了。再者——”说到这里，志聪到底踌躇，不敢再往下说了。
“再者什么？怎么不说了？”
“奴才怕皇上怪罪！”
“说吧，怪你什么！”
“皇上开恩，奴才就直说了。包拯做了言官，只是眼睛不是手，斩断杀伐在皇上自己，也省了好多事情。为了二国舅，皇后到现在都常常唉声叹气呢！”
可不是吗？既能借重包拯监督整顿朝纲，又免去了阎罗老包带来的许多麻烦，确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可仁宗并没有当场表态，只说：“再说吧。”
史志聪还以为自己空放了一炮，懊悔不迭。可不久，就发布诏告，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欧阳修则代替包拯权知开封府。史志聪听了虽然高兴，可也又一次体验了圣心难测的惶恐，往后做事益发小心了。
朝内大臣对于包拯，又爱又怕，在哪儿他们都不能高枕无忧。但比较起来，他们倒更愿他打坐开封府，少来管朝廷的闲事。可既然皇上有旨，他们也只好认了。处处小心吧，不要栽到包阎罗手里就是了！
还好，包拯上任的第一件事，并没挑他们的错，而是首先瞄准了皇上：“皇上，东宫太子一直虚位，普天下都十分不安。这事大臣们早就议论过不知多少次了，可老臣始终没听到有结果。不知道皇上究竟怎么想的，为什么老是悬而不决？万事万物都有根本，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这根本不立，是最大的祸事！《诗经？大雅》说：‘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皇上要始终固及根本，为天下社稷早作安排啊！”
平民百姓没有儿子都怕人嚷嚷，贵为天子的皇上当然更敏感了；何况，自打早先那一场是非之后，仁宗确实更卖力了，可始终不见效果，心里早烦透了。这种话题，比打他耳光还要叫他难堪！包拯不会察言观色，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仁宗恨不得立马将他掀下殿去，自然又懊悔不该挪他进朝里，自找麻烦。怔怔地瞅了包拯半天，才冷冷问道：“你要立谁？”
包拯不禁打了个寒噤！这是什么话？这也是皇上向臣子说的吗？也就是包拯，搁别人，早吓得连滚带爬地下殿了。包拯重新趴下叩了头，说：“老臣不才，蒙陛下提拔做了谏官，不能见事不说。我之所以请皇上立储，早正东宫，还不是为大宋的江山社稷着想吗？皇上问我想立谁，是怀疑老臣别有用心，老臣怎么担待得起！说来不怕皇上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