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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主张？当然是同意薛向受降了。而且，神宗还觉着延州主帅办事不力，干脆将他调到别的州去了。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虽然也都不赞成，却也同样没能说服神宗。
前线的情况瞬息万变，等诏书已经来不及了。也不知道谅祚是不是有所察觉，突然要将嵬名山调离绥州。钟谔得到消息，当机立断，带着人马风驰电掣赶到嵬名山的驻地，将他的营帐团团包围起来。嵬名山还在梦里！他扯着枪就要出来交战，好歹被夷山与李文喜拦住了。李文喜的怀里，还抱着那只金盂呢！既知道情况，心里原来也有过想法，嵬名山也就顺水推舟投降了。一共带过来三百多个酋长，一万五千多户百姓，光兵将就有一万多人。
不费一箭一枪，绥州就这么收复了！照钟谔的意思，要就地筑一座城池，作为绥州未来的永久治城。还没动手，就接到延州主帅的命令：要他立刻撤回清涧城，等候处理。没有命令，擅自行动，这还得了？自认为收复一州，可以将功折罪，那是做梦！
军令如山，钟谔只好带着人马南撤。刚撤回怀宁，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钟谔还在梳头呢，西夏四五万人马就围过来了。钟谔让嵬名山带着横山兵，乘西夏人立足未稳猛地一冲，先抢占了有利地形。跟着，就立寨闭门再不出去了，只用一部分老弱残兵摆在寨门口，以作骄兵之计。到瞅准西夏人都懈怠了，钟谔自己居中，兵分三路，突然杀了出来。西夏人措手不及，只好狼狈逃窜。钟谔领着三军一直追了二十多里，斩获无数，才收兵回营了。
既然得胜，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将士们修起了绥州城。亏他这一胜一修，绥州到底真正归了大宋了。
尽管如此，擅自出兵、修城的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延州主帅已经安排人去逮捕钟谔。正在这个当口，皇上的圣旨到了：同意钟谔受降，主帅则与秦凤路主帅郭逵对调。钟谔总算暂时躲过了一劫。
但京城里面的那些官儿，还是不依不饶，交章弹劾。无非是说政令事大，土地得失事小。政令是国家的根本，靠它无国可以有国，没它有国也会覆亡。塞外一个荒州的得失，怎么能抵得上擅兴边事的大罪？请朝廷一定严惩钟谔。薛向自然要上书为钟谔辩护，那理由也很充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原就是为的前线瞬息万变，给将军们充分发挥智慧才干留下余地。钟谔舍身为国，何罪之有？何况，此次受降，原是皇上成命在先，只是尚未及时送达而已。即便这些都不算数，他一举收复失州，成就了近百年来绝无仅有的第一大功，就是天大的罪孽，也该可以将功折罪！有大功而受罚，今后谁还敢替国家出头！神宗当然向着薛向、钟谔，又有事实及功绩可以说嘴，这一波攻击也被化解了。
但这事并没有完。到保安军知军杨定等出事，该算的账还是算了。
西夏失了绥州，当然不能就这么罢休。他们将沿边各军州的官儿们认真排了一下队，最后选定了保安军。先是在边境闹事，抓了若干边民；然后又通知保安军，请知军大人到边境那边协商，以便和平解决冲突。知军杨定想都没想，就带着几个人过去了。人一过去，就被他们绑起来砍了。问他们理由，他们倒也干脆：“这叫一报还一报。得了我的绥州，不能没有代价！”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宋的逻辑，竟与西夏一模一样：也将保安军的账，上在了绥州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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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4）
最解恨的，当然是发兵###。可却害怕国力不济，北面且有契丹虎视眈眈，不好随意开动干戈。历来对于外侮，没有办法雪耻除恨，就在国内寻找替罪羊，这是唯一最简便、也最痛快的出气方式。先前找账算的那一帮官儿，又重新开始征伐了：不但钟谔，这一次也挂上了师正。不是钟锷、薛向挑衅在先，西夏人又何至于在保安军报复！罪不在西夏，先必须严惩钟谔、薛向。至于绥州，荒州一个，为了抚慰西夏，永结友好，最好还是还给他们！
这下，连神宗也面临着压力了。师正既也成了靶子，不但不能为钟谔说话，因为想着皇上面临的压力，自己也难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了。结果，钟谔到底被抓到长安去了。他倒很硬气；一把火烧了所有可能牵涉他人的来信；审起来，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只说凡事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干系。罪不容赦，外加态度恶劣，连降四级，贬到随州受管制去了。师正也被一贬再贬，先是去知绛州，后来又贬到信州，再移潞州，好大一阵子都没翻过身来。
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也主张奉还绥州，那逻辑也大同小异：为一个不毛荒州，淘那气划不来。
曾公亮却坚决反对：“一州虽说不大，却有关国家的主权尊严。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怎么能无缘无故又还给他们！何况，也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新任的延州知州郭逵身处第一线，简直不能理解朝廷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主意！多收一州，边境线就向北推进一州，纵深扩大，对于腹地的防御不是再好不过吗，怎么能丢？再说，已经被他们杀了朝廷命官，为他们处理了边境官员，现在又无缘无故要送回收复的失地，向人示弱，也不能孬到这个地步！堂堂天朝，怎么能这样没有尊严！还有，嵬名山一族已经归降，还了绥州，将他们怎么办？朝廷还要不要信誉？将来怎么号召四夷！绥州决不能随意奉还！他的意见，当然有他的分量，朝廷是不能完全视而不见的。
刚刚执政就能收复失地，叫近百年的大宋第一次扬眉吐气，神宗怎么着也不愿拱手再送还人家。但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两府大臣意见又不统一，他心里也不踏实。至少，得让大家能大致有个统一意见，不至于完全对着来，那还怎么同心同德！大体也是为了这个，他才让步贬了钟谔、薛向，哪里是真正愿意牺牲他们呢！但退步也得有个限度，再拱手让出绥州，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需要有个人出来控制局面；西夏那么闹，陕西一路也得有个得力的人去镇守，才好放心。
神宗征求曾公亮的意见：“陕西方面得去一个得力的人，朕才放心。弃、守绥州，也才可以有个了结。爱卿看来，派谁去好呢？”
公亮说：“只有韩琦最合适。庆历期间他就曾与范仲淹一起宣抚陕西，正是轻车熟路。眼下又正好还在京城，改派也方便。”
“朕想着也只有韩丞相合适。只是目下这种情况，他会不会推诿不去呢？”神宗有些犹豫。
“不会。这种大事，韩琦不会没有分寸。牢骚话恐怕要说几句，圣上不去计较就是了。实在怕他推诿，皇上可以直接下个改派的手诏，一面也好催他赶快动身就职。”公亮似乎很有把握。
“这个办法好，万无一失，就这么办！”神宗也特赞成。当时就照公亮的意思下了手诏：改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使；请他以国事为重，尽快赶赴新职。
韩琦接到手诏，果然没有推三阻四，只是奏道：“边臣兴事，结怨夷狄，微臣不敢抗命，愿意立即赴职。只是事体重大，大政方略还得两府拿出意见，微臣赴职以后才好奉命行事，不至于出差错！”
曾公亮他们正好也来奏事，皇上就将韩琦的话转告了公亮。公亮不知道韩琦有意将军，高兴道：“丞相现在这里，正好大家一起研究。就请皇上传旨，让他与我们一起讨论吧！”
皇上转向韩琦：“相公也听见了，就请与曾丞相、文枢密他们一起到政事堂议议吧！大家一起，难得的机会。”
韩琦却一叉手，推辞道：“恕臣不能从命。”
“为什么？”神宗不能理解。
“陛下，人贵有自知之明。眼下的韩琦，已经不是先前的韩琦了。先前韩琦备位中书，参与两府议事是韩琦义不容辞的职责。如今韩琦已是京外下臣，只能奉命行事，再去两府议事就是越权。破坏朝廷规矩的事，韩琦决不敢做！”韩琦煞有介事地解释说。
曾公亮害怕神宗沉不住气，连着拿眼瞥他，神宗似乎也有所觉察。这里还没有回话，韩琦又奏道：“老臣还有一句话想禀明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神宗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有什么好话的。想起公亮的叮嘱，也不能不让他说话，只得满面笑容地应道：“丞相有什么话，只管说。”
韩琦道：“臣不能没有顾虑！王陶劾臣飞扬跋扈，陛下却将陕西一路兵权交给老臣！假如再有人像王陶一样劾臣，臣就该灭族了！还请——”
神宗尽管早有准备，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当时脸就红了！要发火吧，又是用人之际，曾丞相已经叮嘱在先了，只好改口，含糊打断他道：“丞相还不知道朕的意思吗？”
皇上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好在韩琦原也不过发一通牢骚，并不想深究什么，究竟什么意思也就用不着管它了。当然，韩琦也是瞅准神宗年轻，自己是个三朝元勋，料定没事，才敢倚老卖老，发泄一通。要在太祖面前，杀了他也不敢乱哼一声哪！
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5）
牢骚发过，喷嚏打完，韩琦舒舒服服赴陕西上任了。他是了解边事的，一去就上折子反对交还绥州，可文彦博、吕公弼还是坚持非还不可。人家是枢密使，现管军事，眼看着韩琦也没辙了。正在这当口，谅祚却突然得暴病死了，由他七岁的儿子秉常接位，梁太后摄政。韩琦抓住这个机会，又上了一个折子：如果连孤儿寡母也怕，那大宋也太不成气候了！这个逻辑果然厉害，没有人再好意思反对了。靠老天垂怜，绥州总算保下来了。
韩琦的事，叫神宗对历史更感兴趣了。司马光不是一直在撰写“通志”吗？先帝时已完成八卷。神宗再问，已脱稿二十五卷，写到汉成帝了。司马光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神宗正好让他读讲“通志”。司马光请神宗为“通志”写一篇序，神宗也写好了。
序，开宗明义，第一句是：“朕唯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下面是勾勒史书经籍的种种传统，介绍司马光著书的始末、动机、庞大计划，对他的篇章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神宗由书而人，抒发了自己的想法：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曰：“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耳！
司马光看到序文，见神宗不但赐名，对自己的书还作了那么高的评价，自然高兴，少不得要谦虚感谢一番。说起书名，司马光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通志’改为《资治通鉴》，好！皇上圣明睿智，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想都想不到。皇上以史为鉴，志在大治，也是大宋江山的福分！”
“不过比原来显豁一些罢了，哪有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