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宣第一个想到的，是安石如何替二哥辩诬。
这普天之下，什么人最容易受到诽谤？贤者，尤其是处于下层的贤者。为什么呢？因为贤人少，始终处于愚人的包围之中。愚人总要嫉妒贤人，而贤人偏偏又洁身自好，不愿与愚人来往，他们的怨恨也就更大了。既有怨恨，就不能不造谣诬蔑。不明真相的再偏听偏信，这么一传播，贤人还能不诽谤多多吗？处于下层的贤人之所以更不堪，是因为无权无势，别人可以肆意攻击；又因为自己没有名声影响，他人不加辨别，也更容易扩散流布。这层意思，是王安石一段名言的释义。他的原话，子宣字字能背，是：“天下愚者众而贤者稀；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这话，就是安石专为子固辩护时写的。
当年子固在京，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曾晔分房而居，很为一些人所诟病。照大宋法律，父母健在，子女分家是违法的。子固父亲虽然去世，母亲却健在，与大哥分住，当然不合适。其实，分居并不等于分产。曾家自父亲去世，人口众多，生活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财产可分！而且，子固分住，主要还是为了清静，想有个空间好好读书，并不为别的。外人不知就里，难免瞎说一气。有人甚至写信责备安石身为朋友，不该不规劝子固。安石知道实情，回信时不仅申述了道理，为子固鸣了不平，也义正词严地将那人教训了一顿：让他多多自重，不要妄议子固。这在曾家，自然是一件大事。除了感谢，谁都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等接信的人传出信来，这段文字就叫子宣永远记在心里了。
或许就是因为“贤者多谤，困于下者尤甚”的缘故，子固的仕途始终不顺。他窝在京中做编校什么的，一窝就是九年。安石自然也劝过，让他争取到州县去历练历练；他自己何尝不也这么想？可朝廷又不让，始终想用他的文字功力；欧阳修也存着个提拔推荐的心思，只是始终阴错阳差，使不上劲。到濮议起时，子固如坐针毡，到底待不下去了。
他对濮议，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专门写了一篇《为人后议》，反对濮王称皇，认为那是干越正统，极为无礼。那道理，也说得很透彻：按照《周礼》，父为士，子为天子，儿子以天子之礼祭祀父亲是可以的，但父亲的尸体，仍然要裹普通士人的衣服，不能僭越。为什么？按照礼仪，子女没有封赏父母的道理。因为不能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不这样，就不是尊敬父母，而恰恰是贬低了他们！子固心里虽然明灯似的，却不能说。因为欧阳修是他真正的恩师，他说什么也不能站在别人一边去反对他。可他身为朝廷命官，又是文章大家，这样大是大非的事竟不置一词，原本就对他求全责备的人，能放过他吗？夹在夹缝里的子固，到底下了决心，一再请求外放。因为态度坚决，欧阳修他们又顺水推舟不再阻拦，他也就真外放了：去越州做通判。辛辛苦苦熬了九年，就这么个结局，他心里自然不痛快，可是能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地方上一显身手，又觉着轻松，就这么忧喜参半，出京赴任了。那时已是治平年间，安石早在金陵服丧，越州又不顺路，两个人只能且靠书信来往。安石见他远出京城，倒是有些为他高兴。他的《为后人议》，也始终放在行囊里，没向任何人公开过。他很体谅欧阳修他们的处境：四面楚歌，一时根本顾不上关照自己；二呢，虽不十分明了，或者也能体察自己始终不发一言的苦衷。那么，将他外放，也就是一种不关照的关照了。及至时过境迁，欧阳修已经败走亳州，他才将文章寄给了欧阳修。欧阳修除了赞成他见事明理，自然也为他的知恩图报，决不落井下石，而感叹唏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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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二回（3）
安石自江东任上还京，与子固一起也盘桓了几年，相互都有长进。虽说志同道合，有时也小有分歧。主要是子固多少有些迂阔空谈，还守着过去的看法，主张先行教化，然后再求变求治。这是安石在江东时，子固给他的信中提出来的。安石也赞成这种看法，但他毕竟经州历县，接触实际政治多，知道那顶多只能是个理想，或思考一切的逻辑出发点，是不能真正付诸行动的。要真付诸行动，等官民全都成了正人君子才有所作为，不啻就是完全取消一切变革了。到子固下了越州，他似乎也不再胶柱鼓瑟，变通多了。
越州的衙役，很久就不用差派，而是花钱雇佣了。钱从哪儿来呢？主要靠酒场专卖酿酒所得。不够，则将钱摊到农户头上，让他们交钱帮助。这有个名目，叫助役钱。原来说好只交七年，过期就不再交了。可子固到时，早过了七年，还是照交不误。地方官吏从中渔利，不愿轻易放手呵！通判管的正是钱粮财政，子固当时就下令免了，而且明令今后再不准擅自增加招募差役的钱！
当年灾荒，眼看官仓不够赈济，他先就将各县知县召来，替他们出点子道：“你们回去，将那些有钱有粮的大户找到县上，劝劝他们。就说：‘灾民饥不择食，保不准要来吃大户，倒霉的还不是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吗？与其被人一文莫名地瓜分，干吗不趁早平价卖给县上，得了实惠不说，也是积德行善。’他们不会不动心。你们有了平价粮，再平价转手卖给灾民，问题就解决了。”这办法果然灵，一下就得了十五万石粮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农民青黄不接没东西种地，怎么办呢？子固又想到安石在鄞县的办法，贷出许多青苗钱，也是加利和本利一起，与秋赋一块儿上交。
有这么几大德政，自然有口皆碑。一任期满，子固自己又想回朝廷了。英宗已经薨逝，朝政可能一新，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他也想同安石一起做些事情。除此之外，母亲留在京城无人照应，也是一条理由。他给朝廷专门上了折子，请求返京，或就近任职。可结果，却是改调齐州！
清算濮议旧账的人，还没忘了他一言不发、姑息养奸的投机行为，要跟他算上一算。神宗问吕公著：“就爱卿看来，曾巩这个人怎么样？”
公著想都没想，就答道：“回陛下，曾巩也是一代名士，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就微臣看来，他为人行义不如处理政事，行政才能又不如文章学问。”
这意思很明显：曾某人不可不用，也不可大用。要用，也只能用他的文章学问而已！
“何以见得？”神宗并不放心，又问。
于是，公著便将他所知道的子固亏行，不管事实与否，有一搭无一搭，全都缕述了一遍：从与大哥分居到濮议息奸，无一遗漏。神宗听完，不说话了。
可神宗问曾公亮时，曾公亮却极口推荐，并举出当年欧阳修如何推崇他作为旁证。他想不到的是，这恰恰增加了皇上的疑虑：身为臣子，为私情而不顾大义，恰恰是最要不得的！
神宗排解不下，又去问司马光。司马光一笑：“吕公著与曾公亮褒贬不一，一点都不奇怪。”
神宗听出话里藏着机锋，自然要问：“难道有什么纠葛不成？”
“臣也是道听途说来的。曾公亮与曾巩家，至少有过两代恩情了。”司马光说。这可是头一回听说有这种事，神宗自然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司马光说：“当年，丞相还在山阴做县令，因为压价买了子民几十顷田，被人告了，知州原是要深究的。曾易占，就是曾巩的父亲，正在那儿做幕僚，劝知州说：‘曾公亮高中进士，前途不可限量。为这点儿小事碍了他的前程，实在可惜。官场上的事，山不转水转。何不放他一马，也好图个日后相见！他父亲曾会现做明州知州，年老多病。不如找曾公亮来商量一下，让他父亲认了这档子事，反正他也该致仕了。这么着，与大人无碍，也成全了曾公亮，岂不一举两得？’知州觉得有理，就这么做了，救了曾公亮。后来曾易占贪赃枉法，受编管处理，曾公亮为了报答他，硬是将他藏在自己的别墅里，直到大赦才让他出来了。陛下瞅瞅，这能是一般关系吗？”
神宗像听一部传奇，哪里还有说话的份儿！可事实却不尽如此。曾公亮父亲在他的辖县买过田，这事是有的，其他都属无中生有。曾易占贪赃原是知州要挟不遂，刻意陷害。神宗既不知道就里，又有公著的话衬里，更难不存芥蒂了！曾公亮本来是要为子固方便的，有这一说，只能避嫌了。这样，子固自然难以回京，只好在外面转悠。这一转，先就到了齐州。
虽然未能返京，子固并未特别在意。齐州属京东路，就是后来的济南府，上州，辖历城、禹城、章丘、长清、临邑五县，是一个要紧繁华所在，离京城又不远，也能算个美差了。他一到齐州，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齐州州治就在历城县城。城里的周姓，是个大姓，有钱有势。子固上任没几天，擂鼓告状的就络绎不绝了，而且告的都是同一个人：周高。小民抛开县里越级告状，已是不同寻常；告状的人不同，被告却是同一个人；所告内容，不是霸占田产，巧取豪夺，就是调戏乃至奸淫妇女等等，无不令人发指。子固读着那些状子，气得咬牙切齿。一拍桌子，骂道：“这周高是个什么人，敢如此目无王法！”抬起手正要抽签儿吩咐拿人，身边有个堂吏直朝他使眼色。他这才猛然醒悟：这个人久告不倒，总是有些来头，且不要造次。一低头，装着继续看状子去了。
大宋遗事 第八十二回（4）
当天退堂，子固留下那个堂吏：“我正要发签拿人，你朝我直使眼色，该是有话要说？”
堂吏说：“回大人，这周高不是别人，原是本府的一个秘书丞，轻易得罪不得的！”
“秘书丞？本州官员，并没有这个人呵？”子固非常奇怪。
“是个领干薪的官儿，并没有实职。”堂吏回答。
“实职也不过是个从七品的芝麻官，何况还只是挂名！”子固不以为然地说。
“啊哟老爷，您可千万不要小瞧了他！从来新官上任，先都要到他门上烧炷香。不然，就甭想安生！”堂吏说，脸上颜色都有些变了。
子固已经不屑置辩了，只望着堂吏不说话。
“老爷好像不信？一来他家大业大，鼓捣得起；二来他朝里有人；三来，他自己也是个读书的，笔头上来得，又刁钻古怪，一旦缠上了你，不死不撒手。有这三样，谁还来惹他！”堂吏数着指头说。
这三样，确实怕人。有道是：不怕坏，就怕赖。既坏又赖，更加上有钱有势，那是真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子固也不由得悄悄倒吸了一口冷气！冷气尽管抽，他倒并没就此认输，心里已经有了底：不动声色，稳扎稳打；不击则已，一击致命。
子固作了精心部署，悄悄搜集了大量人证物证。这小子光可以实指的人命，就有四条之多。周高当然不会闲着。无奈子固软硬不吃，一切又都是悄悄进行的；而且罪恶太多，他也防不胜防。眼见没路走了，准备鱼死网破拼他一回，子固又按兵不动，给了他一线希望。
有人放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