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时，丞相老而昏黄的眼睛里果真飘过一丝阴影，真是有些黯然神伤。至于为什么迟了十年，是怨孙某人说话不及时，还是感叹自己未能及时听到逆耳忠言，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别人也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略微好了些之后，夷简又上朝辞了一次职。仁宗皇帝在延和殿见他，特许他骑马直到殿门，还吩咐太监用软轿将他抬上金殿。夷简一再谢绝，才让人搀扶着见了驾，跪拜到底免了。这次虽罢了相，但司徒、监修国史照旧，军国大事仍旧要中书、枢密院与他同议。孙沔那边，皇上也没有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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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3）
既有旨同议军国大事，中书、枢密院的官员们只能上夷简家里办公了。丞相的宅邸竟成了政事堂、都堂，当然不会没人说话。
这回说话的，是那个写《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他这时可是正儿八经的谏官，有权说话。原来，仁宗不知怎么突然明白过来，一改谏官由大臣举荐的旧习，谁也不打招呼，亲自擢用王素、余靖、欧阳修做了谏官。蔡襄得到消息，当即写诗祝贺，希望他们直言报国。这三个人将贺诗一上奏，仁宗特高兴，立马也提拔蔡襄做了谏官。蔡襄除了将内忧外患也都归罪于吕夷简之外，还特别指责吕夷简驱正用邪，将国恩归于自己，怨尤归于他人，败坏了天下的风气。以致当今天下，人人以逐利为知能，远势为愚钝，廉耻之节尽废，奔竞之行成俗——驱逐四贤，就是铁证之一。
上书之外，他又找机会与皇上专门谈了彻底罢免相国的事情。话说得自然特直白：“皇上，微臣的奏折陛下看了吗？”
“你还有话要说？”
“国事隳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吕丞相出入中书二十年，实在难逃其咎，罪不可赦！他不能为陛下兴利除害，只能苟且坏事，再明显不过了，连三岁小孩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如今病老颓衰，还贪恋权势不放，要两府到家中议事，实在是太昏聩不智了。”
“他一再辞过，是朕让两府去他那儿议事的。前两天他还请求两府只派一两个人去议事，说是人多了不敢当。”
“人多人少，把持朝政是一样的。”
“依你之见，要怎么样？”
“陛下，恕臣斗胆直言。要一新当今国事，只有彻底摆脱丞相才有希望。”
“这么严重？”
“是。丞相无益于国已是事实，而只要他仍然把持朝政，两府大臣就难以专任，更不要说刷新朝政了。陛下，不弃旧难以图新，彻底弃旧才能完全图新。机会稍纵即逝，您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唔！”仁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潮，这是他情绪激动的特有表情。是蔡襄的话勾起了他飞白《无逸》的初衷，还是他真正彻悟了问题的实质，不大好说。倒是最后一句话，勾起了他的一点回忆，着实让他心潮难平。
他确实错过了一次机会。还在亲政之初，特置的端明殿学士宋绶，不就上书请他抓住独揽权柄、一切可以从头来过的机遇，惩违革弊，弃旧图变吗？他根本没在意，只急不可耐地变动了人事，再有就是废后之类了，以后日复一日，终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机会真是稍纵即逝，错过不得的！
“陛下，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吕丞相一直在权力中心，有些恋栈该是难免的。陛下真爱护他，就该成全他的晚节，让他完全放权，尽早致仕。”
这也是一说。
但仁宗还有顾虑：“二十年的老臣了，稳当哪！说是同议军国大事，就是要他掌掌舵呵。一般事情，他已经不能过问了。”
“陛下还是害怕朝中无人。其实，当今天下可大用的人还是有的，陛下不用罢了！”
“谁？”
“范仲淹、韩琦。他们治边有方，历任普遍，德才兼备。”
皇上点点头。自夏竦调走，陕西分为四路，他们俩各为一路招讨使，这几年措置边防，稳定局势，功效确实比较明显。“朕已经叫陈舜封带着诏书，去陕西宣谕他们了。朕特意要舜封告诉他们，朕已吩咐中书记录在案，一旦西边稍趋宁静，就要调他们回朝。”
皇上说的确实是实话。还有两点他没说：一是，他已交代韩琦推荐继任人选；二是，他特意交代陈舜封，要他告诉范、韩二人，说要他们回朝重用，完全是皇上自己的主意，并没有任何人举荐。皇上玩一点儿讨好臣下的小把戏，倒也屡见不鲜，至于过去的种种纠葛，多半也早忽略不计了。
吕夷简知道消息，自己上书请罢参与军国大事，皇上好歹恩准，让他以太尉的身份致仕了。
接下来的任免，却一波三折。
朝廷打算，原陕西方面的三个人都要用：夏竦升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这倒也顺理成章：范、韩二人原本就是夏竦的副手；而且，在这之前，他也早做过枢密副使，乃至参知政事了。
余靖与蔡襄，率先上书反对夏竦。说他要对陕西战事失利负责；说他奸险狡诈，连吕夷简也畏他三分，临去的时候推荐他，正是为了释怨买安；连西夏人只出三千钱买他人头的事，也作为理由列出来了。跟着，又有一些人交章弹劾。结果还真阻住了，改派他为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判并州。枢密使，则由原枢密副使杜衍升任了。
反对范仲淹、韩琦的人，则是另一种战法。不说他们不该用，只说陕西边事未宁，少这两人不得。他们自己也说边事尚需措置，元昊虽有议和之举，但狼子野心不可轻信，一再婉拒任命。到朝廷折中，不收回成命，只要他们一人留守陕西，一人来京公干，反对者又提出，从来没有枢密副使带衔外任的。此门一开，将来武官们援此为例，就祸莫大焉了！
理由冠冕堂皇，弯儿却拐了几个，是借力发力，不动声色。范仲淹、韩琦既已婉拒来京，枢密衔又不能带出外任，这不是根本断了他们加官的路吗？再者，范、韩二人现职一样，功过相当，也断不能升调一个，让另一个原地不动，只有同时加官，才可以一调一留。既然外任不能带枢密衔，留、调之想也只好作罢。这种借力发力的招数，真是用到出神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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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4）
不过，从来都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反对派的意见，也早在支持者的视线之内。
富弼能做晏殊的女婿原是范仲淹介绍的，他一向也跟着范仲淹、韩琦走，自己又辞了副枢密的任命，说话腰杆儿直得起来。他反复论过两人一定要并用之后，就直捣目标了：“皇上圣明，一切都瞒不过皇上的眼睛。您看看先朝，紧急的时候两府大臣带衔外任，事情完了再回朝任职，多了去了，也没听说哪个武将要援此为例，要挟朝廷。所谓枢密衔不带外任，纯粹是胡说八道。说这种话的，原是居心叵测。说白了，就是要阻止朝廷任贤用能。皇上一定要摒弃邪说，坚持公论，不让小人的阴谋得逞！”
余靖则说：“范、韩来不来，不外三种意见：都来，都不来，一来一留。以边事需要，让他们都不来，是阻抑贤才。他们从一角到朝廷主持全国军政，只会对边防更有利，也更能震慑敌人。最好两个都来。若一定只来一个，还是以范仲淹为好。无论资历，还是才谋人望，他到底要比韩琦高一些。”
反对、支持似乎势均力敌，就看皇上的裁处了。但皇上已经早就说过，用他们是自己的独见，并非他人举荐，关键要看西方边事是否宁静。
西夏的事，原已有了一些转机。
西夏虽屡战屡胜，攻城略地，毕竟也有伤亡，又只有弹丸之地，无论人力、物力，补充都很困难，要彻底战胜大宋，几乎绝不可能。尤其是经济难以自立，需要寄生于大宋，得靠边境和市，与大宋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战事一开，和市中断，大宋损失不大，他们却没了茶叶、丝绸、米麦等生活必需品，那艰难就不是一句两句话所能说清的了。
张元、吴昊身在其中，早已看清问题所在，再不那么发狠狂妄了。他们从契丹那儿，也看到了出路。
张元对元昊说：“皇上，最近外面有些传闻不大好听，您该听说了吧？”
“不就那些个顺口溜吗，说现在大不如从前？没有工夫听他们胡说八道！”元昊好像很不以为然。
“古人说：‘民心无常。’也不能不防呵！”
“丞相有什么想法？”
“其实，孙子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不打仗，也能达到目的。”
“你指什么？”
“皇上看契丹，一纸文书就白得了二十万金帛，何必一定要打仗？”
“也是。只是我们屡战屡胜，怎么求和呢？”
“契丹与南朝已经和好，可以帮这个忙。”
大宋其实也早不想打仗了。连范仲淹都曾上书请求与西夏媾和，哪怕年年给一些金银布帛，不过一州赋税，比这没完没了的战争也节省多了。给契丹二十万金帛，不是也有一条要他们说服西夏停战求和吗？他们拿了钱，一直没办事。到送钱的时候，大宋有人又想起了这档子事，要责成契丹履行诺言。这次，契丹似乎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很快就修书请西夏罢战了。
那书也不是白写的，契丹有自己的考虑。刘六符说：“西夏民怨沸腾，也很难再打了。大辽一时也吃不了它，还是留着做咱们的一翼好。这个顺水人情，咱们乐得做。”
信还没有送发，西夏请求斡旋的使臣也到了。
但这和，也不那么好议。
西夏是屡胜之师，不得已而勉强罢战，除了要金要银的条件，那身份自然也矮不下来。
大宋最要的是脸面，钱帛都是小事。
照张元的意思，可以暂时权宜，先图个实惠再说，将来究竟怎样，到将来再见机行事。元昊此时心高气傲，到底低不下身份。结果，书是修了，使臣也派了，但只称男，不称臣，还在称呼上玩了个别出心裁的花样，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父亲都称了，不是很恭敬吗？问题在于“兀卒”二字。它虽相当于单于、可汗的意思，在西夏语里还作“吾祖”讲。全译过来，就是“男邦泥定国吾祖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这还成话吗？
这一点小小的花样，大宋还是有人识得破的，和议自然只能搁浅。但既开了和谈，局势毕竟还是和缓了。仁宗到底下了决心，维持原命，将范仲淹、韩琦两个都调回了京里。范、韩两人虽五次上书谢绝新职，到底君命难违，还是打马回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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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的北宋变法看《大宋遗事》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相继失败，是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本书以历史的笔法写小说，以浓郁的书卷气，细细描述北宋变法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为了革新朝政、变法求强，宋仁宗和范仲淹发起了庆历新政，但是新政不到一年，就在上下的攻讦中无疾而终。王安石踏着新政的哀歌走上舞台，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同心变法图新，尤其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朝政终于有了起色。但惰性难返的大宋，到底无法容纳一场真正的变革。专制制度下的一场自新自强运动，连同它的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化成一曲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