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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八回（3）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对于自己的诗作，欧阳修一向并不特别看好，可对于这两首和诗及另一首《庐山高》，他却非常自重。有一天，也是多喝了两杯，他竟情不自禁地对儿子欧阳棐说：“我一生最得意的诗只有三首。一首《庐山高》，两首和介甫的《明妃曲》。《庐山高》，除了李太白，现在的人没有一个能写得出来。《明妃曲》后篇，太白也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行。至于前篇，连杜子美也要搁笔，只有我才写得出来了。”就因为父亲这几句话，后来欧阳棐真叫一个书法家，在乌丝阑绢上写下这三首诗制成立轴，作为永久的纪念。欧阳修的自珍虽不无道理，可比起安石的原作，似乎仍然略逊一筹。
深父得到安石的诗，先也觉着写得不错，但推敲之后，就不安起来了。一见到子固，就问他：“介甫最近的《明妃曲》，子固读到了吗？”
子固说：“京里正热炒这两首诗呢，自然早就读了。”
深父一听更急了：“还热炒哪，那更糟了！”
子固不知所以，连忙问道：“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岂止是不对！介甫太欠考虑。”深父表情凝重，不是开玩笑。
子固一时也蒙了。他很推崇这两首诗，认为辞达意深，了无遗恨，直逼李白、王维，历来咏昭君的诗罕有媲美者。深父这话，从何说起？
深父见他发蒙，越发皱起了眉头：“你也没想到？我问你：孔圣人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介甫诗却说‘人生失意无南北’。再怎么失意，也要有华夷之分哪！他这话不是太欠考虑是什么？”
子固见他钻的是这个牛角尖，不由得一笑，也引起了《论语》：“深父您忘了？孔子也曾想到九夷居住呢！人家问他：九夷简陋，怎么能住？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据此看来，介甫这话恐怕并没有错。”
深父并不辩解，又说：“再看这两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问题更大了，简直就是敌我不分，无父无君了。怎么能这样比较？胡恩深就能忘记祖宗，汉恩浅就要叛国投敌？只要知心，就可以什么都做，汉奸不都理直气壮了吗？”
深父这样拘泥不化，子固一时竟无话可说了！半晌才解释道：“深父，诗只能当诗读。这么大的帽子，介甫非给您压趴下不可。我想他的原意，也不过是说男女欢爱之情一浅一深，哪里能想到别的上头？说到男欢女爱，元帝连认都不认识她，比之单于娶她为妃，可不是一深一浅吗？介甫这话，原来不错，怕是您太钻牛角尖了！”
深父还是很不以为然：“不是我钻牛角尖，是他诗里自有罅漏。就是我不说话，以后也有人要说话的。你看人家白香山，他写王昭君，说：‘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忘不了的始终是君恩，这才是哀而不怨，忠心可鉴。司马光和诗虽不及介甫，说‘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也一样合于礼教。安石一向最重先圣之学，怎么一写起诗来，就忘乎所以了呢？”
子固自己也是诗人，见深父发了牛劲，知道三言两语劝不过来，又不能一言不发，只好拣最重要的说道：“啊呀，深父，这写诗可不是写《礼记》、写《道德经》，能那么比吗？再说，诗，贵在言人之所未言，说的要都是大路话，或者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还写个什么劲儿呀！”
深父仍然执拗道：“正是这话。我也知道安石是想出奇制胜。可凡事总有个度。韩退之说‘文以载道’。诗文一理，再怎么，诗也不能离经叛道。出奇可以，不能出格。诗还是小事。为大事，要是也想出奇而不顾是否出格，可就麻烦了！介甫聪明过人，总能见出人所未见，出人一头，尤其需要防微杜渐。子固你说说，我哪里是没事找事呢？”
子固怎么也没想到深父会这么小题大做，洞幽烛微，而交织在这后面的，又显然是对于介甫的深切关爱，又无奈又感动，一时倒找不出话说了！好大一会儿，才安慰深父：“介甫有您这样一位畏友，实在三生有幸。不过呢，您也别太担心了，诗究竟只是诗。我喜欢介甫的诗，倒正是因为他见解高人一头，总能道他人所不能道。您不妨将您的看法写信告诉他，让他也参考参考。”
深父道：“那是自然。对介甫，我还能有话不说？既说，还能不畅所欲言吗？”
说虽说了，可安石接到深父的信，自然又要比子固更多一番酸甜苦辣了。
说到诗，安石不过遭到朋友的一点关爱备至的误解，而欧阳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差点儿没落下天大一场祸事。
还在嘉祐二年，欧阳修曾以翰林学士、判太常寺的身份，主持进士考试。韩绛韩子华、范镇范景仁等四个人，则做了他的副手。他又聘了他的好朋友梅圣俞，做了编排评定官。这主持进士考试，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别的不说，一旦做了考官，就得进贡院被封锁起来，而且一锁就是五十天，不准与外界接触。尽管吃喝等有朝廷供给，可除了试官及侍候的杂使人员，整天关着不让见人，与监狱实在没有什么两样。好在几个试官都是过来人，谁都经纶满腹，时间实在没办法打发，他们可以吟诗消遣。他们玩得也真够疯狂。一算起来，古体、近体，一共竟作了一百七十多首，整整三大卷。这些消遣之作虽意思不大，但因为都是好手笔，写到试场上的事情，也不乏生动贴切的佳句。像欧阳修的“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圣俞的“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就比较警策动人。要不是考试出了岔头，倒也不失为一件风流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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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八回（4）
事情还是出在欧阳修的认真上。
自韩愈、柳宗元之后，文风就每况愈下了，到五代，更是绮靡不振，无以复加。大宋立国虽有几个能人，像柳开、穆修、王禹偁一干人，一心要恢复韩愈、柳宗元的朴素务实的文风，无奈人微言轻，尽管身体力行，文章写得古色古香，影响却始终有限。到欧阳修，他自己是一个古文大家，对文风的绮靡晦涩当然更是不共戴天。可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就只有奖掖后进了，以期慢慢改变时尚。他之所以着力推崇曾巩、王安石，除了政治等一般原因，要改变一代文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这样，到他知贡举，大权在握，可以通过考试的杠杆来影响文风，他怎么能放着这根杠杆不用呢？
皇榜一出，果然四下哗然。
几个文风时髦、名闻四海的人，这次全栽了，一个也没取。第一眼还以为是太阳晃人，没看真。到七八眼之后，又请别人从头到尾细数了三遍，仍然没有，这才相信是真的没取。他们当时就红了眼，乱骂起来。一批人赶到贡院要找考官们说道，考官们已先从后门溜了。
到几个考官的贡院诗一传出来，这帮落榜举子可抓住把柄了。刘辉鼓动大家：“我说今年考试怎么弄得一塌糊涂，原来是这帮考官吃喝玩乐，饮酒赋诗，根本没拿考试当回事！这笔账，得找他们好好算算！”
江昆说：“对，一定要好好清算！他们自比‘五星’，金木水火土，高高在上，好不辉煌！将我们看成什么？蚂蚁，春蚕。还听到我们切切喀喀地大嚼一顿？你说多损！这账要是不算，我们这些读书人还能算个人吗？”
打听着欧阳修总坐轿子上早朝，刘辉、江昆领着几百人，愣是将他拦在了大街上。正嚷嚷着找他算账，巡逻的士兵赶来了。虽不能认真弹压，到底护着欧阳修从人缝里溜了。有几个人还追到欧阳修家里，将早已写好的骂娘诗与一篇《祭欧阳修文》投了进去。这事本来没有真凭实据，上不了台面，不过是要解气；再闹，伤不了考官，他们自己怕就得吃板子戴枷了。闹了一闹，也就收场了。欧阳修他们总算有惊无险；要查领头闹事的，也不了了之。考官们从此再不敢在贡院里做诗了，只好傻待着。而文风，经过这么一拧，倒真拧过来了，大致朝着欧阳修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了。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
这次知贡举都取了谁？除了子固兄弟，最轰动的该算苏轼、苏辙了。
苏轼，字子瞻，二十二岁，为兄；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是弟。年纪轻轻就能中进士，已不多见；又是兄弟二人同时及第，更是稀罕。他们又有一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名闻京城的老子苏洵苏明允（号老泉），自然更叫人惊奇了。凡听说的，谁都想打听一下：这三苏究竟是个什么来头？
三苏来自四川，是眉山县人。据苏明允说，他们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武则天时代的宰相苏味道。这苏味道虽做了宰相，官声却不大好。为什么呢？是个尸位素餐的主儿，从来不负责任，刀打豆腐两面光。人家问他当官的诀窍，他大言不惭：“什么诀窍？模棱两可而已。”就是不论办什么事，都不要表态，怎么样都行，两头讨好。他也就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做“苏模棱”。祖上有这么个先人，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或者因为年代久远无法考证，明允说是说，也不敢笃定苏味道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先祖。除了苏味道，苏家再找不到第二个显赫的人了。从明允算起，三代以上全是白丁。他这一辈弟兄三个，自己行三，只有老二苏涣中了进士。明允年轻的时候不学好，二十多岁的人了，还只是瞎胡混，连妻子都为他耿耿于怀。直到二十七岁，才突然醒悟，开始发愤苦读，终于成就了一段佳话。到南宋王应麟编《三字经》，就拿他做榜样了，说什么“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从此，更家喻户晓了。四川因为闭塞，比别处总要慢半拍。到处都风行五代的绮靡晦涩文风呢，四川人仍然只重学古，崇尚西汉古文。明允也考过几次进士，都失败了，从此索性问也不问了，只托身于学术，访游学问之外，只是闭门著书，教育子女。
自己一事无成的人，往往总要寄希望于子女。明允自己的满腔抱负，全都交给两个儿子了。加上没有别的事情打搅，明允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教育，可以说是一毫都不放过。父亲对自己是宽容的，二十多岁一事无成，他竟没有指责过一句，全让自己信马由缰地发展。有这个榜样在，明允对于儿子，严虽严，读书之外就也任着他们自由发展了。因此，小兄弟俩书虽读得认真，却不读死书。书本之外，琴棋书画样样来；不仅琴棋书画，就是放牛放羊，种树养鸟，挖地掏宝，满山遍野疯跑，找栗寻橘，哪儿热闹往哪儿凑，也无不都有他们的份。结果，竟将死读书与野孩子这两个无法统一的东西，硬是浑然一体统一起来了。死读书打下了学问的根底，而无拘无束的山野，又成就了活泼无羁的想像与狂放张扬的独立个性，再加上为小地方的局限所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