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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泄密，特区的一切商品，除粮食外暂时不得运出关卡。
事先组织好的若干武装工作队纷纷进驻边区各个县城和大集镇。一场二十一世纪思想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物质的滑稽碰撞就此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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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尽管早有准备，但是三十年代的物质贫穷和文化水平低下还是让工作队的成员们难以接受。
据初步统计：边区600万人口中，操潮汕话、客家话、闽南话的各约占40％、50％、10％。唯独国语几乎无人能讲，少数官宦、有钱人家和“真正的华侨”会讲广州话，他们那些进省城读书的子弟倒是可以讲一点国语，可惜这些人一听到战乱，早已奔往省城方向逃难去了。
这还是初步的统计，更多的山区民众说的话两里以外就无人能听的懂。这可不是陕北，口音不同猜也猜个几分，潮汕话、客家话、闽南话都是以难懂著称，对于北方人来说比外语还难沟通。即使特区潮汕本地干部与他们交流也有一定困难，因为经过八十年的隔阂，很多语言词汇都已经不同了。
公用事业设施聊胜于无，陈济棠倒是很重视教育，建设了不少初中和小学，但远没有所谓普及教育的思想。贫困人家的孩子干活尚不能糊口，哪有闲情上学，能上学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富户子弟。没有真正的公立医院，华侨捐资的“积善堂”和教会的简单医疗机构也设施极为简陋，普通老百姓不相信西医，生病如果没钱去药房抓药就只能请人跳大神或者等死了。
通讯设备就是县城电报房的几台破电码机和县府里短距离的手摇电话。自来水和电是不用提的。
县城间倒是有一条架子车道一样的砂土“公路”，断断续续地与外界交通，几台几年前华侨捐赠的老爷公交车是唯一与省城相连的现代交通工具，也是之前边区人民唯一可以近距离看到汽车，已经被走起来上窜下跳的“公路”调理的快散架，开起来“嘣嘣”响，尾气大的隔五米都伸手不见五指。
边区人口的素质同样不容乐观，由于营养、教育、医疗卫生水平低，先天残障、智障极多。除几个县城和沿海“富裕”地区外，营养不良和失衡非常多见。
如果按特区标准，至少80％的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70％的人目不识丁，仅有不足5％的人具有相当于特区高小文化。陈济棠的所谓“现代初中”的教育水平连特区的小学三年级都不如。
工作队简直变成了救济队，说收买人心难听点，但是确实用插满彩旗、标语的大卡车满载着象“XX香”瓜子那样的小包装粮食开进各个县的县府。一边纠集斗斗缩缩的“开明人士、社会名流”取代旧政权，一边就地分发带来的粮食或开官仓放粮，一边叫特区本地干部用大喇叭向围拢的群众解释特区政府的政治主张。
特区政府对边区没有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鲍枢奎不主张这种极端的做法，要求不搞阶级斗争，各阶层和平共处、安居乐业，发动不流血的革命。在刘国民的强烈支持下，雷兴翰尊重了他的意见。
工作队的工作重点是：
1、 建立各级边区政府，成立由社会开明人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2、 开展党务工作，发展积极分子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
3、 在边远地区成立农委会，这点暂时未能普遍作到；
4、 取代旧法院，留用部分旧警察，健全法制，强调保护私有财产；
5、 教导农民科学种田（任重道远），提高粮食产量。取消人均耕地不足5亩的农民种植税收——按特区标准，边区粮食亩产只有特区的五分之一还不到，救济还来不及，还收税！那点税收对旧政府是支柱，对“高科技”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特区政府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6、 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为将来特区企业外迁创造条件；
7、 派遣电影队和宣传队上山下乡，播放解放前拍的爱国电影，激发普通群众的爱国热情；
8、 开设基层干部学校，吸收有一定爱国觉悟的知识青年入校学习，作为日后发展的骨干；
9、 整编（或消灭）原有保安团，成立侨乡联防队；
10、 打击封建宗族族长恶势力，这些势力在欠开发地区缠根错节，甚至因为利益受到边区政府的削弱，与陈济棠的特务暗中勾结，是边区民主政治和基层法制建设的重大障碍；
11、 各村逐步筹办村小、扫盲班，各镇筹办高小和初中，将原县立初中改为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下一步是建立边区高等专科学校。目标是用五年时间对边区约140万适龄青少年进行全免费五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包午餐），挑选优秀人才免费进入初中、高中或职业技术学校。各级学校正规学校的基本课程是：数学、国文、政治、理化或机械等。村小和扫盲班有军事教官和政治辅导员，高小以上实行军管。
12、 建立初步社会福利制度，当然这个救助水平是相当低的，钱粮由群众、地方政府、边区政府共同筹措。
13、 逐步建立初步社会医疗体系，实际上这个特区政府目前还没有能力办到，但是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搭个架子，来了病人肯定有人看，看不看的好就两说了；
14、 建设公用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净化水、水电站；
15、 在梅县建设矿山、开采煤、铁，及稀有金属。
……
林林总总，够他们忙个一年半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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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鲍枢奎很烦，这段时间只要一接到电话八成不是边区区长兼委书记程友纯，就是他的跟屁虫，原特区通信管理局局长现任边区生产建设部主任的高明，不是要钱就是要粮。搞得鲍枢奎头都大。鲍枢奎暗自庆辛——还好只是解放了600万人口，要是再多了，按这样铺排，特区的经济不知要被拖慢多少。
程友纯和高明这两个家伙完全陷入了类似五十年代红火的创业热潮中，救世主一样的自我感觉不是一般的良好，每通电话总是激动万分先说一番把鲍枢奎的耳朵听出茧子的话，什么群众的热情多么多么高涨，对政府多么多么拥护，然后紧跟着要钱。
九十年代的留美经济学博士鲍枢奎在政治上近于白痴，他对“假大空”的套话极其反感，但是他无疑在专业上是天才。他的头脑象一台精准无比的高性能电脑一样明查秋毫，甚至只用心算也可以预测复杂的投入产出比。政治白痴加上专业天才，因此才被刘国民毫无保留的重用。
因为他不能计算出头脑的化学反应能产生什么结果，所以他对此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能用最经济的手段获得更大的效益。因此那两个讨厌鬼的激情万丈对他完全没有效果。他把听筒放的老远，等两个下属激动过了以后才冷血地一针挑破他们的愿望气泡，象街头小贩一样讨价还价一番把他们打发掉。
按照鲍枢奎的边区建设计划，边区现有的税收水平是远远不能解决自身财政支出的，大部分都要有特区财政填亏空，而可见的经济利益还遥遥无期，所以现在的鲍枢奎就象葛朗台一样紧紧捂着钱袋。
——
边区的反应确如程友纯和高明说的鼓舞人心，在两个月内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区“侨乡自治”的政策口号很贴近本来就侨民侨属众多的潮汕揭梅四县。边区一成立，不少“真”的侨民子弟竟真的回国报效来了，普通老百姓渴望从战乱和苛捐杂税中解放。加上政策制订到位，使得边区政府工作效率极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首先建立，但是民主政治的推广却显然还缺乏基础，底层群众不解何意，“开明人士”缩头缩脑。
原来的官僚受冲击最大，但特区没有找他们任何麻烦，一些有能力的官僚被请回去继续担任职务。商人、民族工业企业主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成了发展工商业的最大受益者。虽然因为害怕特区支撑不了多久，陈济棠又打回来，所以明了不敢出头，暗地里却偷偷地给边区政府积极出谋划策。
边区最大的矛盾一是无地农民数量众多，处于极度贫困之下；二是法制极不健全，乡绅族长就是法律的代表，基本上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判断是非，底层贫民不仅难以获得维持生计的物资，也长期面临无力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悲惨境地。他们的问题也是旧中国最大的问题。由于边区采取柔和的政策，保护地主的合法利益，所以不能象中央苏区那样把地主手中的土地夺过来分给他们。只好以加强基层法制建设抵消强加在他们身上不合理剥削，生活实在困难的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当然不能跟特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比。就这样，知足的农民已经感恩涕零了。
盘踞在农村上千年的封建地主和宗族势力是最让人头痛的，又臭又硬，一贯横行乡里，边区虽然表面上没有触犯他们的利益，但是基层法制和民主政治的推广使他们不能象以前那样任意胡为了，老实的农民开始觉悟，不再象以前那样任他们宰割了，所以他们阳奉阴违，变成所谓“不流血的革命”最大的障碍。
特区在边区办免费学校、医院，免中、贫农农业种植税的三大善举，简直救民于水火。只是遗憾因为人力、资金和时间的关系不能很快遍及各地，但是已经受惠的老百姓似乎已经承受不住这样的恩情——盘古开天五千年，哪见过这样的朝廷啊！非但不课税，还给免费念书和看病！
在政策实施到的地区，最下层的群众以最迅速、最朴实的方式支持政府，工作异常顺利。原来的保安团不攻自灭，企图与特区对抗的团丁被父母强拉回家一顿暴揍。要征用民工的基建工地，告示一贴出，立即引来报名的人头涌涌，别说还给工钱，就是不给工钱也要报答政府。
为保卫革命果实，当然也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侨乡联防队一呼百应，四个团、二十个连的编制很快爆满，还有不少来的晚的青壮年为了能挤进联防队在语言不通的招兵干部面前表演内衣秀，显示健壮的体格。
更多见过野战军的青壮年被威武的坦克大炮、军车、冲锋枪晃花了眼，费劲地询问如何能加入野战军，遗憾的是第一集团军现在忙于练兵，暂时不再扩编，而且——作为精锐，也不招收边区这些爷爷辈的兵。
特区派遣的电影队和宣传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旧时代中国平民百姓的觉悟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家国不分，道德、价值标准混淆造成的。军阀自己都是非难分当然不会引导（要不就错误引导，搞的更混淆），南京政府也自认“精英政治”，不屑与农老大谈论爱国——边区大多数人竟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事变，一个小岛国的人已经打上门了！
而特区却把发动群众的爱国热情作为重点来抓。
特区宣传队极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被愚民教育数千年的底层贫民和热血青年中激起轩然大波。被禁锢千年的头脑，又被走马灯灯似的军阀统治者一天一个说法的牵着鼻子走了半个世纪，突然醍醐灌顶般明白了真相、找到了真谛——国家、民族居然到了这样险恶的境地，团结奋争才有前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