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出版。〗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2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时，就“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和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在那里讲过课，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艾思奇在延安住的窑洞，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1937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这本书时，他不厌其烦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毛泽东所摘录的只不过是出自一个初到延安只有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附信一封：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见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毛泽东 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对艾思奇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谈到得益很多，又将摘录稿送艾思奇阅正。在用商量口气提出疑问时，毛泽东不是约来聚谈，而是亲自登门造访。 艾思奇也十分敬仰毛泽东，非常佩服毛泽东的伟大气概、胆略和渊博的学问。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在情况紧急时才将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夫人###一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1960年，当康生、陈伯达闻知这事，当即派人将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件手稿拿去准备出版，并让他本人和所谓“当代书家”陈伯达题词写跋，艾思奇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这份手稿除身边工作的少数同志外，从未轻易示人，其间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四十多年后仍然幸存。1979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重印时，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毛泽东的信及摘录文章。 在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的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之后这件事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 艾思奇在这以后又担任了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还兼任文化工作的多种职务，如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常务理事、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他在上海时就写过不少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担任文委秘书长后，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艾思奇爱好文艺，他还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从1931年开始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
艾思奇小传（4）
1939年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每次开会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讨论。为适应哲学学习需要，艾思奇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还和吴黎平合作，完成了###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 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由艾思奇任主编，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此间，艾思奇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重要文章。在延安举行的新哲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出席并讲了话，还设宴招待了哲学界同仁。 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便随即召集艾思奇等十多人会议，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任主编。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任《解放日报》总编。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当时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的问题，艾思奇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其中写到：“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不久，蒋介石掀起###高潮，为配合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其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企图以此欺骗人民。艾思奇立即针锋相对，写了《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对其予以驳斥，指出这本书是张扬“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同时他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还写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颠倒，……在物质上垄断了政权，在思想上也就垄断了真理，……明明是腐败政治摧毁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却说‘国民’对国家民族的道德不高尚。嘴上是‘公’，实际上是借此为私。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们领教得多了，中国人民受蒙蔽也不会太久了。”“总而言之，《中国之命运》的哲学是愚民哲学，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极端有害的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不仅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同时又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宣传和赞赏，而且对人民大众掌握明确哲学道理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作了鲜明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哲学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从此，他更加重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认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要依赖自然科学，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要受哲学的影响，正确的哲学能推动科学的前进。艾思奇既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作法。1959年，中央党校一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他亲自布置计划且常常讲课。在他的指导下，中央党校还编写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逻辑班时，艾思奇亲自抓教学，并多次讲授“辩证逻辑”等课程。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为解决好这一问题，解放以后，艾思奇曾四下农村去参加实际工作。他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提到辩证唯物论的理论高度上加以分析。1958年，艾思奇下放到河南去参加人民公社运动。那时随着“大跃进”的发展，浮夸风已经开始，下放干部也有所觉察，但正值群众运动高潮，话说得不恰当很容易造成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局面。如果默然不吭，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又于心不安。对此，艾思奇从唯物辩证角度，写了一篇题为《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的文章，既积极保护了群众的热情，又提出了应该防止片面性。文章首先指出：“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的统一，这是 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尔后，他用了大量的笔墨肯定人民群众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已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多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在此基础上他又指出：“必须同时防止陷入另一个片面的观点：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防止片面性的建议，是辩证客观的，它的提出不仅对当时的建设，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意义都非常大而深远。
艾思奇小传（5）
在这之后，艾思奇也写过不少论文、讲稿，其中有《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等，这些论文、讲稿，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2年都收录在《艾思奇文集》第1、2卷中，该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作者点评
艾思奇在青年时代所学的是冶金专业，他在24岁时所写的《大众哲学》，抗日战争初期就印行到第10版。那时，进步的知识青年谁不知道《大众哲学》，而且一提到《大众哲学》就想到艾思奇，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几乎成为同义词。到解放前为止，这本书就印行了32版，可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中国有着多大影响。他在27岁时所写的《哲学与生活》，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喜爱，在阅读该书时，伟人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作了19页长篇摘录，这足以说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卓越的才华。当然，他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取得成就，源于他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哲学，更源于他心系中国革命与建设，心系人民大众的利益，因此，他在哲学领域进行了大胆创新，找到了广大劳动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即写作的大众化、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