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看书来
人要有自知之明
［箴言7］明察你的性格、智慧、判断和情感。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你就不能控制你自己。镜子可以用来照脸，但是，唯一可以用来观察自己的精神的是明智的自我反思。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
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什么事当做，什么事不当做。这样才不会贻笑于人，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
永不抱怨
［箴言8］抱怨总是使你丧失名誉。这样做不会引来怜悯与安慰，反倒会招致轻蔑。称赞别人对你的恩惠，以便赢得他们更多的恩惠，这才是更好些的策略。当你诉说那些不在场的人是怎样使你受益，你正是在要求那些在场的人与之看齐，你会得到同样的酬谢。
英王爱德华七世有一个强悍的母亲，那就是统治了英国近五十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女王性格冷酷，格外专制。还好，爱德华七世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即了位，他性情温和，与人为善，这和他母亲截然不同。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统治时期最长的君主。她怀着高度的警惕心把自己的长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培养”得在政治和社交方面一窍不通。如此看来，她的长寿对爱德华来说也许就是最严重的虐待了吧。
性格刚强压抑的维多利亚绝对算不上是位亲切的母亲，她早就坦率地表示，虽然她生了一大群孩子，但是她从未从中得到过“特殊的快乐或回报”。甚至当孩子们还是婴儿的时候，维多利亚就认为他们是讨厌的小东西。她曾经说过：“在他们长出点人样之前，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丑陋的婴儿是非常恶心的东西……只要他们的身体还是那么大，胳膊腿儿还是那么短，动起来还像青蛙一样……就算最好看的那个脱下衣服来也是可怕的。”
几乎从爱德华王子刚一出生起，维多利亚就对他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敌意。格伦维尔勋爵记载道：“我们的君主对继承人产生的那种世代传承而且经久不衰的憎恶感看来早就扎下根了。”克拉伦登勋爵随后也说女王对威尔士亲王的厌恶是“她自身的一种偏执。一说起他，她就异常激动，而且只要她在房间里看到他，她就会被激怒”。
年轻的爱德华王子喜欢和别人交往，而且善于找乐子，这恰恰是他的母亲强迫他不要去做的。她害怕爱德华今后会像他汉诺威家族的舅舅们一样懒散无能，于是她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教方案，旨在压制她儿子追求快乐的天性。王子对强加给自己的约束十分抵触，结果他的妈妈就更不喜欢他了。她经常对他进行狂轰乱炸般的批评，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对他表达自己失望情绪的机会。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给女儿维姬的信中写道：“我完全绝望了。他我行我素，终日闲散懒惰，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真是伤透了我的心，把我气坏了。”
另一次，维多利亚说起了“令人对未来无限担忧的失望感”。就连她儿子的长相也招她厌烦。“他英俊？我可不这么认为。”她轻蔑地说道，“他的头窄得要命，五官生得那样硕大，而且完全没有下巴。”这番言辞倒像是对她自己的形容，这可真够讽刺的。对于爱德华，她不得不承认说：“他是我的夸张变形。”
母子之间的裂痕由于维多利亚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去世而扩大。维多利亚对艾伯特始终保持着狂热的忠诚，而且她把丈夫的死完全归咎于爱德华。对于任何做儿子的人来说，这样的指责都太过分了。年轻的王子在与一个女演员相处的时候有些不太检点的行为，恰巧被别人看见了，这使得对道德风范过分敏感的艾伯特亲王一蹶不振。无巧不成书，没过多久艾伯特亲王就去世了。维多利亚相信他的死因是悲伤过度，而不是什么伤寒病。伤心的女王声称，从此她一看到爱德华就会“气得哆嗦”。然而，爱德华王子天生好脾气，他全然不在乎母亲对他的无情谴责，反而对她十分关切、十分忠心。
维多利亚女王对儿子那种病态的隔离持续了几十年，在此期间，她不让儿子接触任何政务。她有失公允地认为爱德华不具备继承王位的能力。“要是我明年冬天就死了可怎么办！”她在信中向女儿倾诉道，“一想起来我就不寒而栗，这个前景多可怕呀……我担心就算他洗心革面也无法胜任国王的职位。”她还说过这样的心里话：“我总是祈祷，希望他活得没我长，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爱德华王子看不到任何重要的政府文件，因此他没有受到任何执政方面的训练。一次，爱德华的小弟弟利奥波德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说道：“这是女王壁橱的钥匙，它能够打开所有机密文件柜……而威尔士亲王居然不能配备一把。”
就算爱德华心地再善良，他也无法掩饰自己因母亲的轻视而产生的反感。他曾经抱怨过：“对女王而言我就是废物点心，不论我说什么或是建议什么，都只会招来她的讥笑和厌烦，她宁愿听取我兄弟姐妹们的进言。”女王越是让爱德华远离职责，爱德华就越发用别的事情打发时间，比如赌博和追逐女色，而这只能让维多利亚更加坚信他与王位极不相称。
由于女王绝不相信爱德华的判断能力，所以就连他婚后的私生活她都要插手管理。1863年斯坦利勋爵注意到伦敦上下都在流传关于女王坚持指导“威尔士亲王和王妃日常生活”的“离奇方法”，“除非得到事先的许可，否则王子和王妃不得擅自出门用餐……而且每天，甚至每分钟在莫尔伯勒宫（王子和王妃在伦敦的住所）发生的事情都要上报到温莎堡”。
自始至终，爱德华一直对女王的不信任和否定保持着尊严和适当的幽默感，永远是一副尊重母亲的好儿子的形象。1901年，59岁的爱德华登基即位。在此后的9年里，爱德华七世显示出非凡的统治能力，证明了他母亲对他的态度完全没有理由，并用自己的声望开创了一个充满绅士风度的时代。由于他驾轻就熟地让欧洲远离了战争的硝烟，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和事佬爱德华”。他是位好国王，让他妈妈见鬼去吧。
凡事要保持一定的悬疑
［箴言9］出人意料的成功往往最能使人们心悦诚服。即使你必须道出真相，也最好避免什么都和盘托出。不要让人人把你里里外外都一览无余。你决心要做的事一旦披露，就很难获得尊重，反倒常常招致批评。如果事后它们结局不佳，则你就更易遭到双倍的不幸。
英迪拉·甘地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之女，其父去世后，她成为国大党领袖，活跃在印度政坛上。她虽是女流，却精通权谋，经常出其不意地挫败政敌。
1969年，英迪拉在支持吉里总统当选的斗争中，通过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与保守派斗争，赢得了党内外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
然而，她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所迷惑。她十分清楚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党内的分裂使她在525个成员组成的议会中只得到250个成员的支持。她并没有与人民院的任何其他集团结成正式联盟来取得多数票的支持。而根据议会政府的规则，她应该提出辞呈。可是她还能继续执政。因为在选举总统中证明，她受到了共产党人、某些社会党人和某些地区政党的议会代表的暗中支持。虽然处境尴尬，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到1972年大选。
面对这种局面，英迪拉懂得，如果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就会大大丧失1969年时赢得的群众支持。这无异于在等待自己的灭亡。可是如何才能既使群众的支持变为议会实力，又保证在1972年大选中再次担任总理呢？英迪拉出其不意地决定提前一年举行大选。
主意已定，她便着手准备。首先，她决定要说服亲信，增强他们的信心。她的一派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69年大选中国大党费尽心血才勉强获得多数票。在党分裂的情况下，如果国大党寻求连任，那就会犯政治自杀错误。针对这种观点，英迪拉争辩说，由于摒弃了辛迪加派，她的一派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会焕然一新。并且党在大选中所承受的风险是微不足道的，党至少又会以议会中议席最多的唯一政党出现。执政党除了失去它对共产党和其他某些反对党团那种恼人的依赖外一无所失。在她的雄辩面前，支持者们的意见得到了统一，并积极地做提前大选的准备。
第二，她对提前大选一直保密。有很多次报纸上都报道了提前大选的可能性，但她都予以否认。她的政敌们更是低估了她的胆识，认为她的政府一直是在与其他反对派的妥协中生存，现在她不敢提前大选。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1970年底英迪拉出乎对手的意料，提前举行大选。选举结果十分令人满意。英迪拉所领导的国大党一派获得了惊人的多数，在525席中占了350席，从而结束了依赖同盟者的狼狈局面。英迪拉还是胜利了。
英迪拉的聪明之处在于她正确地估计了群众的心理和党内关系，并采用了“出奇不意”的策略，既麻痹了敌手，又充分利用了已经取得的支持，从而实现了连任总理的夙愿。相反，如果她不采取这样的策略，等到1972年大选，有利条件就会丧失殆尽。
隐藏自己的意图，能让你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更容易掌握主动权。人性中有一项简单的事实——人类的第一直觉永远来自于外表。表象常常被人们当成事实，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表象比事实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