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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二师”政委
刚才提到“独二师”师长被害，到底是怎么被害的呢？这要从李中权怎么到“独二师”说起，更要介绍一下这位藏族师长的传奇经历。前面已经提到，李中权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已经是“独二师”政委了。之前，李中权还是天全的县委书记，在红四军撤离天全北上不久，李中权接到四川省委书记兼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命令：撤消天全县委，和傅崇碧同志一起带领四川省委机关4个干部工作队，一同再次北上，傅崇碧任大队长，政委。 1936年4月，李中权跟随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起向北行军，来到西康省丹巴县城。这时，原来四川省委书记傅钟同志，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副主任，当时就住在丹巴县城的红31军的军部里。一天，傅钟同志把李中权叫到军部，向李中权宣布了新的任命：去大金川的独立二师任政委。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那个时候，红四军的部分部队已经越过党岭山，正向着西康省的理塘、巴塘、甘孜县前进，准备会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起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但还有一支断后的部队，和国民党以及军阀的部队对峙着，以保障前方部队的胜利进军。“独二师”的主要任务则是：担负西康省丹巴县地区西起绥靖县东至党岭大雪山的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包括保护桥梁，剿灭土匪并保证主力红军北上经过这段路程时的安全，另外还有筹集粮款，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等。听到命令，李中权当时毕竟年轻，有点愣住了。担心自己第一次做师政委工作做不好。关于独立二师的状况是这样的：1935年夏，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大会师的影响下，散居在川、康两省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和大刀，反抗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在西康省大金川丹巴一带，藏人马骏（藏名叫麻孜阿布）也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并被红军收编，被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全师共有三个团，一团在丹巴县东约百公里处的边耳；二团在丹巴县西约40公里的八望镇，与师部较近；三团在绥靖县境内。师长叫马骏，副师长是由红军派出的金世柏。全师有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胞，骑兵约占一半，装备了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梭镖。他们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为了巩固这支武装力量，加强该师的领导，有1百多名红军干部到“独二师”各级任职。接到调动通知后，李中权在省委直属机关做了些准备工作。先向藏区来的同志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学习一般礼节性的藏语，再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工作方法和经验。两天之后，在部队的护送下，李中权沿着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北上，到达了“独二师”师部所在地八旺镇。迎接李中权的，是一位30多岁的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身着半旧的青锻袍，腰间系着藏蓝色的绸带，袍边和袖口上都镶着宽宽的滚条锦边。那人身材魁梧，体格匀称，脸膛微黑而红润，淡蓝色的大眼睛，透出和蔼诚恳的目光。看完军部的介绍信，他腰身一躬，深深地向李中权行了一个标准藏族礼。“可把政委盼来了，欢迎你，中权同志。我是马骏”，他操一口谙熟的汉语，热情地把李中权迎进师部屋子，一面吩咐警卫员倒荼送水，并通知炊事员备置酒宴。两人坐下，相互介绍情况。马师长介绍说，他父亲麻孜阿交，是个头人，又是郎中（藏族官职名称），虽然已经60岁出头，但还是天天忙着为红军筹粮。其实，在来之前，李中权已经了解到，马师长父亲威望较高，做了不少好事。向往革命，支援红军。已经为红军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不一会儿，马师长叫人送来一套崭新的藏族服，并亲自帮李中权穿戴好。为了让李中权尽快了解熟悉部队的情况，第二天，马师长陪着李中权下部队，与更多的同志见面。随后几天，师长和李中权形影不离，有时向李中权介绍师部情况，有时陪李中权下部队，有时与他饶有兴趣地交流藏汉风俗，教李中权学习简单的藏语。一天晚上，马师长又和李中权聊了起来，他说李中权穿上藏袍，很像藏族人。不过，有些动作还不够自然。李中权不解地问他，藏族的袍子为什么那么长呢？马师长笑着说，这个就像是汉人衣服的口袋，藏袍虽然没有口袋，可装的东西比口袋还多。说着，还把腰带扎上，半身的袍衣就成了一个大口袋。然后，像跳舞一样，身子一转圈，藏袍摆了起来，然后向地上一倒，长长的藏袍把马师长的身子全盖上了。原来藏袍还可以当被褥。聊到高兴的时候，马师长说，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否则就是求爱了。马师长开玩笑似地说：“李政委，你可要小心哟！”那年的4月中旬，“独二师”奉上级的命令，在大渡河右侧的大山林间围剿土匪。这些土匪无恶不作，经常下山进村抢劫民财，残害百姓，有时还袭击红军，严重影响了我军对国民党刘文辉部队的作战行动。红四军要求“独二师”清除这些匪徒。剿匪战斗打响了，在一次搜山剿匪的激烈战斗中，李中权的左大腿中弹。子弹从骨头边擦过，血流不止，痛得难以忍受。几位身强力壮的藏族战士立刻抬着李中权去了后方的医院。第二天，马师长就赶到医院来看望李中权。但是，李中权和马师长这种亲密的关系不久就被张国焘的毒计割断了。1936年9月红四军决定北上。马师长则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９１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９１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李中权接密信后陪同马骏去丹巴，其实没有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91师徐深吉师长作陪。酒过三巡，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一名战士，猛地一把卡住马骏的脖子，活活将他勒死。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然为部队筹粮，辛勤奔走。张国焘还指示金世柏副师长带警卫班先后两次去马骏老家，向他的妻子表示看望和慰问。但没过半月，马骏被害的消息传了出来。1000多名藏民分别包围了独立师师部和第２团驻地。紧张的气氛中，李中权等人处置得当，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当时，“独二师”住在丹巴县八旺镇南的一个寨子，寨子建在山坡上，有20多户人家，每座房子都是石头垒的，上盖砖瓦。寨子的特点是石头较多，门前凳子是石头，大树底下的凉桌是石头，小道路面铺的也是石头。寨子里有一座较高大的房屋，原是当地头人老财主的，他们听说来了红军就跑了。正好师部就安排在这座大建筑的房屋里，楼前是个大院子，师部驻扎在此，优点是房屋坚固，居高临下，便于指挥和防守。警卫连、通信队、卫生队住在寨子里的其他房屋里。一天早晨，5点来钟，天刚蒙蒙亮，李中权就发现寨子周围都是人，远处山坡上也有人。原来是得知马师长被害消息的藏民前来讨个公道。但仔细观察，李中权发现还有国民党刘文辉的部队以及部分土匪武装，他们也想趁此机会，打垮“独二师”。面对这么多敌人，可师部机关人员加上警卫连，不过300余人。敌我力量悬殊，形势严峻。关键时刻，李中权和金副师长决定，一是不盲目射击，防止误伤老百姓；二是宣传上讲究方法，要分别对待敌人和老百姓，防止少数敌人挑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硬闯寨子；三是将警卫连调动到这里，保卫师部，同时想方设法与2团联系，命令他们迅速来解围。可是和2团联系，回答是他们也同样遭到敌人的围攻，人数很多，形势也很紧张，甚至在电话里也能听到枪声。显而易见，等待救援，是无望了。这时外边传来喊话的声音，说是要把派来的红军全部杀掉，把李中权杀掉，活捉金世柏。而刘文辉的部队不停地打枪，还有一股土匪趁打枪混乱之机，往师部院子这边冲来。李中权立刻命令警卫连朝那股土匪用机关枪猛烈扫射。顿时，部分敌人被子弹打中倒地，吓得后面的匪徒纷纷趴地，不敢往前冲了。由于寨子两边石墙高垒，无法突破，敌人只能望而兴叹了。“独二师”一边还击，一边展开宣传攻势。有些百姓开始离去，只有刘文辉的部队和小股土匪顽固地包围着寨子，不甘心几次冲锋的失败，依仗兵力强，仍然不断地发起一阵阵冲锋。但一次次被击退。整个战斗时而激烈，时而缓和，形成胶着状态。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打到下午6时左右，共相持战斗13个小时。这时李中权担心敌人再调正规部队来，若是用大炮轰，那就被动了。于是想等待夜幕降临，突围出去。这时，敌人开始撤离。李中权马上派战士侦察了一下。回来报告说：敌人果真撤离了，于是，“独二师”果断发起冲锋，把后撤之敌打得稀里哗啦，狼狈逃窜。这里的战斗刚刚平息，李中权又马不停蹄地带领师部机关和警卫连火速赶向2团团部。向2团外围之敌猛扑过去，敌人突然听到背后的冲锋号，见到投来的手榴弹，不知所措，纷纷撤出包围2团的阵地，仓皇逃窜了。2团也终于被解围。危机解除之后，李中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把行动意图向大家讲明白，并表示，愿意长征的，可以跟着师部一起走；若家庭有困难的，愿意回家的，可以领了路费回家。经过一番动员后，没有几个人要回家的，绝大部分跟着长征了。但是，为马师长被张国焘错误路线迫害之事，50多年来，李中权心里一直不安。1986年，李中权向中央纪委写信，又给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丹巴县委去信，说明历史真相，要求为马骏昭雪平反，落实政策。不久，经过调查，丹巴县按党的政策，对马骏冤案进行了平反，恢复了他烈士的身份。还为马师长的子女安排了工作，使其得到了应有的待遇。至此，才算了却了李中权的一件心事。
在延安听主席讲课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李中权同志被安排到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1月党中央开进了延安，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