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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要走向共和，它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的，即使是日夜兼程提速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为清王朝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行囊，同时它又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机体需要全方位的换血，不仅涉及政治体制，也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袁世凯无疑在各个领域成为推手和领军人物。而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但是他在走向共和的进程中，没有通过流血，没有通过历来强行的“农民暴力革命”改朝换代，而运用了他的谋略采取和平变革过渡的方式，使中国走上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民主与宪政社会。袁世凯南北和谈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16］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局限，即使他深谋远虑绝非寻常之辈，面对民国初年大大小小军阀混战和文官政治机能不健全的疾病，他的封建皇权意识使他主观地将中国当时的困局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议会是一种难以运作的制度，八百人当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余四百人不适任，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甚至连议会的程序都没有共识”。［17］所以史景迁说：“袁世凯对议会制度的揶揄，恰可作为中国民主希望破灭的讽刺性注解。”［18］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自己在清帝国末期的境遇，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重臣，如果用皇帝的权威，一纸诏书也未必不能当即被拿掉。从封建王朝过来的统治者无一例外会这样想也是这样去行动的，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的想法和做法符合当时的心理和社会特征，我们无法想象袁世凯成为一个西方民主斗士，也不可能像黄兴所说的“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而袁世凯其实更像是一个中国的布鲁图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和曾经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1920）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莫理循虽然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但是“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19］同时莫理循也看到了袁世凯的局限性，“轻率而不合事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20］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生动而又形象地说：“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2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按文东武西的排列，向他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河南口音发表如下演说：“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22］难道袁世凯已经预测到他的登基对于“子孙鲜有善果”，是一种悔意吗？还是对于子孙的叮嘱：远离政治，切莫步他后尘？
第8节。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跟随自己十几年的幕僚、红梅阁主张一麐（1867—1943）起草取消帝制的文稿，说了以下这一段话：“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1864—1931年，1914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内使）所拟的一稿给张一麐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消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乃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即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23］
袁世凯留给后人的是一面镜子。是明镜还是魔镜？或者两者兼而
有之？
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24］
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袁世凯从小似乎特别受到女人的宠爱和青睐。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氏奶水不足，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给袁保庆为子，得到了嗣母牛氏的溺爱。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还能摆平牛氏与姨太太王氏之间的争风吃醋，所以无论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或是庶母王氏、陈氏都喜爱他。袁世凯的继父袁保庆死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其生父袁保中死于两年后），当时袁世凯十五岁正值少年，以后的生活都是与母亲们在一起。嗣母牛氏还生有两个女儿，就是袁世凯的两个姐姐，庶母王氏和陈氏共生了三个女儿，便成了袁世凯的三个妹妹，还有众多的女佣丫鬟，袁寨如同“袁楼”，袁世凯仿佛是在粉脂堆里成长起来的贾宝玉。但与红楼贾宝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出走的结局完全不同，袁世凯在诸多的母亲教育中吸取养分和做人的道理，“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袁世凯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几乎所有关于袁世凯的书都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孝子。“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尽孝是“父母在，不远游”，而袁世凯大丈夫远游四方，把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嘘寒问暖就是孝。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1891年12月26日接到嗣母牛氏病死的消息，立即请开差缺，回家以尽孝道。而在1892年5月返朝鲜继续任职时，他把生母刘氏接到朝鲜一直奉养到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派人将生母送回国内。1899年底，清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又将生母接到济南奉养。两年后，生母病故，袁世凯很悲痛，请求朝廷开缺，准许回老家守一年之丧。袁世凯为了把母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项城，由此导致了与兄长袁世敦的“嫡庶之争”，袁世凯从此不踏入项城老家一步。关于袁世凯如何孝顺其母亲，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有过一段描述：“先祖母刘太夫人在日，每晨，先公秉烛趋庭，佇于寝外，必俟先祖母既寤，躬叩安好，始出堂治事。及午，复入侍先祖母食，食讫复出。夕，政事处毕，乃又入，或言家事，或述新语，先祖母辄顾而乐之；先公更调羹和蔬以进，且躬视衾帏，试量温寒，必侍先祖母入寝后，始退归己室。终岁如一日，未尝或间焉。”［26］
第9节。
袁世凯在生活上受到抨击最多的是他娶了十位夫人。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延续了西周以来确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娶几个妻妾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纳妾是不违法的事，“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实质是按权力的大小来占有数量不等的女人，不仅皇帝有三宫六院，达官贵人妻妾成群，一般的男子亦都可以三妻四妾。这里的妾也不是一般普通官人的妾和姨太太，笔者尊重袁家习惯，都尊称她们为如夫人。在袁世凯看来，或者在所有封建男人看来，有作为有本事的男人才三妻四妾，妻妾们相互之间争风吃醋是不应该的。在男女平等之前，男女的社会角色是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务国，女人务家，中外皆然，男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国捐躯为国做官，女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保家卫国在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责任，只能是因为只有有卫国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卫国，所以男性同时是国和家的庇护者。”［27］袁世凯似乎天生具有这样的庇护能力，而女人就需要这样具有庇护能力的强者。
史书上都说袁世凯其貌不扬艳福不浅，五短身材，体胖熊腰，戎马一生，使他养成了正襟危坐的习惯，无论坐在哪里，腰板都是挺得很直。看看他的儿女们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父亲的：
袁世凯的第三女儿袁叔祯（后改名袁静雪）说：“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之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28］
七子袁克齐说：“我父亲性情刚烈，态度严肃，寡言笑。”“处理事情很果断，部下贪污行贿的事让他知道了，一定不轻饶。”“我父亲不好古玩，他常说：古玩有什么稀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29］
光绪二年（1876）袁世凯十七岁时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秋天在老家河南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年底，在老家河南成婚。以后陆续纳了九位如夫人，生了三十二位子女，上演了多少人间恩怨情仇的故事。
元配妻子于氏，河南沈丘县人，是淮阳乡绅于贯一的三女儿，恪守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于贯一的父亲是个“蓝翎候选都司”，是淮阳的首富，袁家在项城也是门楣显赫，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袁于二人1876年底结婚，于氏比袁世凯大一岁，两年后生有长子袁克定。
大夫人沈氏，江苏崇明县人，幼失怙恃。1881年在上海青楼与袁世凯相识，沈氏以身相许，袁世凯亦乐不思蜀，两人情好日密，但沈氏奉劝袁世凯追逐功名并资助盘缠。袁世凯发迹后，沈氏以大太太的身份出现。沈氏一生无所出，后过继袁克文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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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二夫人白氏，朝鲜人，1885年袁世凯任驻朝鲜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如夫人，白氏是金氏的陪嫁丫头。白氏生了四子二女：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和六女箓祯。
三夫人金氏，朝鲜人，出身望族，世有贵显。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和自己的丫头一起做了如夫人。金氏生了二子和三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环祯（早亡）、十女琮祯。次子克文过继给大夫人沈氏。三女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