祯对袁崇焕的看法于是急转直下，不仅仅是失望，还有受了欺骗和愚弄后的羞辱与痛恨。
事实也的确如此，“己巳之变”绝对是大明帝国与满洲人交手以来最丢脸的一场战役。
一个爱面子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臣下对自己的欺骗与愚弄，如果他能容忍，他就不是崇祯帝。当这一切事情被崇祯认定之时，袁崇焕正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崇祯想起了所有的事情，所有关于袁崇焕的事情。从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回到宁远直到被拿下，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了毛文龙，未收一寸之土，未斩一颗敌人首级。崇祯忽然想起，当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却又为皮岛将士请军饷，而他杀掉毛文龙的罪名居然是糜饷。这如何说得过去？
后金军兵临京师，京城百姓惶恐不安，朝廷议论纷纷，几乎所有大臣都认为袁崇焕有罪。这种认为无疑给崇祯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就是他重用的这个有罪的人，也是他，曾不遗余力地满足这个有罪之人的所有要求。
难道袁崇焕成为袁督师后真的如此无能吗？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他在宁远的两年一直在跟皇太极以和谈名义周旋，同时做好各种准备想与皇太极做一次决定胜负的搏击。有人说，他之所以会跟皇太极谈判，是因为知道自己圆不了“五年复辽”的神话，想用和谈方式来促成神话的诞生。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他对大明的忠心确是苍天可鉴的。
当他被捕下狱，皇太极卷土重来之时，他毅然决然地将已经带兵跑出京城的副将祖大寿手书招回，这就证明他为大明帝国尽心并且尽力了。
可是，他的死是必须的。因为他遇到的是崇祯皇帝，他严重地伤害了这位皇帝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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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3）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他被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将肉割下来，并且不能让他死。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并不适用于袁崇焕，但崇祯认为，欺骗了自己的人就应该得到这种下场。
崇祯杀袁崇焕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并没有将袁崇焕的罪行清晰地透露给各个将领。他给袁崇焕定的第一条罪是，欺骗主上。
但是，在京城外与满洲人战斗的将领们并没有看到袁崇焕欺骗了他们什么，即使有人知道袁崇焕曾说过的豪言壮语，但他们也不会明白也不想明白，这样一位为帝国尽忠的大将为什么说抓就抓了，他们没有了再为这个帝国守土的信心了。
崇祯犯的这个错误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大明帝国的军人们开始有了叛徒，开始有了逃兵，而这些逃兵后来就成为了流寇的一部分，正是这些人给流寇提供了军事技能与指挥经验。流寇开始横行帝国的天下，与满洲人开始了内外结合，共同对明帝国进行挖墙脚行动。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崇祯皇帝造成的，那么，让崇祯皇帝造成这种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袁崇焕。从他的豪言壮语和杀毛文龙与效忠的对象是崇祯这三件事上，他就必须要死。
崇祯二年（1629年）很可能是明帝国最不幸的一年，两名镇守辽东的明将都完蛋了。一个是毛文龙，另一个就是袁崇焕。从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一名将领在辽东留下美名。
书生杨鹤（1）
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十一日，在陕西焦躁不安的三边总督杨鹤接到了崇祯皇帝的圣旨，圣旨上面写得很清楚：杨鹤身为三边总督，有那么多士兵可以用，居然辜负皇恩，让“刁民”肆意破坏我大明江山。在军中当差的锦衣卫立即把杨鹤解押京城，等候处置。
杨鹤既有些惊恐，又有些恼怒。他和他的儿子杨嗣昌听到这道圣旨后的举动完全不同，他远在山海关担任内道右参政的儿子在几天前得知父亲要被皇上革职查办的消息后，请求代父承罪。当然，他并不是想代替父亲接受崇祯的处罚，而是想去陕西代替父亲剿“刁民”。
为臣就应该这样，但杨鹤却不这样。他见到这道圣旨后，就上疏抱怨。他说：“当初我不想来这个鬼地方，您偏要我来，我来这里是跟‘刁民’玩命的，可您又把陕西三边的重兵都调到了北京去保护您，我哪里有兵可用，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是谁的错？”
杨鹤没有胡说，他说的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朝廷得到消息，原因病去世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其实是由于精神紧张看不得陕西“刁民”四起而畏罪自杀的。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后，原本就不是很想去那个穷地方的官员更不想去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一心想要对付后金，对于陕西的乱民，他并没有考虑得那么透、那么久。他以为陕西境内的这些乱民不过是一群扛着锄头的农民，随便派个人去就搞定了。可当他发现朝臣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的时候，很是生气。他立即让吏部推举出一个人来去陕西担任三边总督，摆平那些乱民。
吏部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鹤。好听一点来讲，杨鹤是个顾全大局的人，难听一点来讲，这个人就是一傻帽儿，碍着面子，别人一推，他就向前走。
他们很兴奋地把杨鹤推到了崇祯面前，崇祯见到此人也很高兴。因为此人是进士出身，并且曾被魏忠贤排挤过。最为可贵的是，此人有大套理论。崇祯刚登基时，此人就跟他讲过，如今培养元气最为重要。确切地讲，就是要以静制动。他的主题就是针对朝廷的党争的。他说：“如今朝中的士大夫们以门户之见互相攻击，皇上您应该管一下，或者是让他们歇息一下。”
杨鹤被推到陕西去，跟这理论很有关系。当他在平台见到崇祯的时候，他有些难过。因为他对自己很了解，自己毕竟是一书生，对军事根本就没有一点了解。他不是袁崇焕，因为关心边事而成了一位将军。他只不过是杨鹤，一个有点道家思想的书生而已。
崇祯皇帝一见到他就问，该如何消除陕西“刁民”？
杨鹤极不情愿地用脸色暗示自己并不想去陕西，但崇祯视而不见，依旧追问他去陕西该怎么做。君命难违，除了皇帝一言重于泰山外，还在于皇上说你行你就行。
杨鹤只好说行，但对去陕西平乱的方法，他依旧采取了“安静”的理论，他说，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事实上，他的这个回答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去陕西修身，而不是去平乱。
这就是杨鹤所说的：“当初我不想来……您偏要我来。”
当他以陕西三边总督的身份抵达陕西不久，京城就发生了“己巳之变”，他所掌管的当地驻军纷纷奉命保卫北京，杨鹤成了光杆总督。而“刁民”们也欺负这个手无大军的三边总督，陕西境内与山西同时爆发了多起民变。一时间，杨鹤胆战心惊。
这就是他所说的，皇帝把兵都撤走，他没有什么玩的了。
当初，他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告诉了崇祯，并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招抚，毫无力量对这些“刁民”实施围剿。
崇祯皇帝同意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刁民”在陕西境内的状况。首先是，作为皇帝的他一上台就铲除魏忠贤一党，然后就把所有精力都对准了崛起的后金。
他对陕西境内的“刁民”叛乱情况只能从陕西地方官员的奏疏中得到那么一点点信息。不过，他知道的一点是，这些造反的“刁民”实在是迫不得已。其主要成员就是陕西境内的农民，这些人已经吃不上饭了，并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他们才起来造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崇祯皇帝认为他们不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帝国，因为只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能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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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杨鹤（2）
可是，杨鹤在实地，他知道根本就不是崇祯皇帝所想的那么简单。当崇祯皇帝将十万两银子送到陕西，希望他能让“刁民”们安静下来后，杨鹤苦笑着梳理了一遍近几年来民变的情况。
从天启末年起，陕西就不安静，首先是一批饥民、难民，他们充当了造反大军的基础，而他们并不能真的把民变推到让朝廷注意的程度。真正起作用的是叛兵、逃兵、驿卒还有落草多年的强盗。
也是天灾难料，仅在万历一朝，陕西就接连二十五年发生灾荒，天启皇帝在位六年，陕西境内几乎活不成人。这些人不造反根本不可能，他们无非是想填饱肚子。
崇祯皇帝想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把剩下的其实是反叛大军最主要的力量给忽略了。这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哗变的士兵，辽东战事巨变以来，士兵逃跑已成了稀松平常的事。这些士兵中自然也有吃不饱饭的，但大部分是因为对屡战屡败的自己的军队失去了信心。当这些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参加到反叛大军中来的时候，反叛大军就不仅仅是扛着锄头闭着双眼冲锋的农民了，他们有了组织，有了战役策略，有了进攻手段。
可崇祯不知道，他同意了杨鹤的招抚主张。并且跟大臣们讲，这些人再怎么闹，也是朕的子民，朕实在不忍心杀他们。
如果说崇祯皇帝这样认为是因为皇恩浩荡的话，那么，杨鹤主张招抚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只能这样做。
他先招抚了在陕西战斗力最强的民变首领神一魁，为了表示朝廷的真诚和对这些“刁民”士兵的尊重，杨鹤居然屈尊在宁州城举行了招安庆典，场面极为壮观。庆典后，杨鹤又下令官军安营休息，不许枉杀降兵，神一魁的士兵居然可以四处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刁民”叛乱后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而杨鹤给了他们这种待遇，可换来的是什么呢？
不久，这批人再度叛变，与明朝为敌。事实上，这只是个案，在杨鹤的招抚过程中，“刁民”土兵们大多都采取先投降，吃饱后又叛乱的路子。他们把杨鹤当成了一个小孩子，认为杨鹤可以随便欺负。
但杨鹤却不知道这些“刁民”想的是什么，大批一小股一小股的“刁民”来投，杨鹤忙得不亦乐乎，不久又走了，杨鹤收拾残局，又忙得不亦乐乎。
陕西境内仍旧是一锅粥，杨鹤搅来搅去，仍旧搅不开这锅粥。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自己无法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被招安后的“刁民”士兵们根本无法安置，皇上无法拿出钱来给他们买牛买犁，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去种地。这些人被招安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日子并不比以前好出很多，因为朝廷实在拿不出太多的米来给他们吃。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一旦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再要他们返回到不自由的境地去，他们肯定不干。另外，民变中的士兵本来就不善于生产，若要当兵的清闲下来，这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们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杨鹤的软弱可欺也为他们去投靠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和机会。
当朝臣们得知陕西再度“刁民”四起时，立即上疏弹劾杨鹤。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瞪着眼睛只看结果，靠了一张嘴信口胡说。崇祯皇帝自然也很是恼火，他觉得杨鹤辜负了他的好意，就像当初袁崇焕辜负他一样。
而在陕西的杨鹤似乎就要死了，他被这些“刁民”折磨得求死不能。他在这个时候居然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向崇祯辞职。
崇祯回答了一句，过几天看圣旨吧。果然，几天后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