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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宽刑、慎刑，但就是再宽刑、慎刑的时期，对官，尤其是贪官，却一向都是严刑峻法。”
“这，是为什么？”
“抛开道德的因素，我想谁都不会否认，这么做有益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说白了，就是维护统治阶层自身的利益。”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商人阶层、官僚阶层等等，而不应该有阶级。有阶级，也就意味着社会矛盾激化，就开始孕育暴力**了。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帝王，他们今都安在？他们又是怎么亡的？而跟他们一切灭亡的又有多少达官显宦、富商巨贾？”
“每个人都认为我贪一点没什么，我逼一个老百姓家破人亡不算什么……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当风暴到来，这些人也都跟着家破人亡，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最后不就是有好几个被熬了肉汤吗。”
“千百年来，秦人不暇自哀、汉人不暇自哀……唐人不暇自哀、宋人不暇自哀……明人不暇自哀……今天，我们还要不暇自哀吗？”
韩立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挨排数，数的好多人是心惊肉跳。
韩立洪的声音平静，但心底却有隐隐的愤怒升起。
上一世，那些海外归来的精英公然鼓吹腐败次优论，认为腐败有助于社会进步，然后又打着人权生命权的大旗，要从法律上彻底废除经济犯的死刑。
这些拼了老命也要把中国往西方道路上引的精英和贪官们一唱一和，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要给中国的所有贪官发一个当年只有皇帝才能发的免死金牌，从而把中国彻底搞乱。
在韩立洪看来，即便一切法律完备，真能把贪官关到死，这种免死金牌也不能发，不该发。
贪官，从来都是国家的真正乱源，必须遏制。
眼底隐隐有着寒光闪动，韩立洪道：“在这儿，我宣布我会把贪官论死入宪，而且要在国人心中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一条都不可更改”
静默了一会儿，突然，掌声骤然而起。
韩立洪看去，这些从心里往外鼓掌的大都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他心里不由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
韩立洪道：“整体而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中的败类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人，更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强势的多，所以，立法一个必须的角度是约束这些人，而这就是东西方立法的本质区别。”
“诸位都是有大学问的，应该知道我们早就有完备法律体系，比西方要早的多。律法大兴于宋，当时人言本朝无一事无法条。王安石变法，法律成为官员必考的科目，每个官员自己就懂法律，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律师的。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长久以来都是森严的等级特权社会，西方的律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权贵服务的。所以，律师在我们这儿成了讼棍，而在西方则成了上流人士。”
宋朝是平民社会，由于官员们不用律师，于是律师就不得不专为老百姓服务，但给老百姓服务能赚几个钱，所以，宋朝的律师大都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法子，靠增加案件数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是，中国是人情社会，本就有息讼的传统，孔子就主张无讼，所以，哪有那么多的案件让他们来做？于是，律师们就开始制造诉讼案件，比如挑拨离间，让小矛盾变成大矛盾，最后闹上公堂。
更有甚者，他们胡乱代理案件，比如代理小孩子，代理昏聩的老年人，代理精神病人。
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刚刚成为社会问题，没有诉讼主体之说，律师就直接鼓动小孩子打官司，或者挑唆智力不健全者打官司，造成的结果是，当事人即便诉讼成功，其财产也大多落入了律师的腰包。
这就是律师在中国变成讼棍的由来。
过度兴讼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问题，而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是不能让靠打官司赚钱的律师成为主流的，因此，从南宋就开始治理讼棍。
调解制度、诉讼主体、美国法庭要求证人说实话等等，都是南宋那会儿就有的。
详细解说了一遍之后，韩立洪又道：“西方的法律本质上是为权贵服务的，现在封建特权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特权，他们把法律弄得极其麻烦复杂，就是资本权贵和律师勾结在一起共同完成的。法律这种东西，规定的越复杂，漏洞也就越多越隐秘，而能找出这些漏洞的自然是律师，但是，谁能顾得起这些律师呢？当然是权贵。”
“站在什么角度立法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宋朝的法律自然不是老百姓制定的，而是官员们制定的，他们和西方的特权阶层一样是统治阶层，但他们为什么要制定和西方不一样的律法？”
顿了顿，韩立洪道：“因为他们比西方人聪明，比西方人看的远，知道长长久久的道理，只有社会稳定，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才能享有好的生活，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政府集权和西方的资本集权的本质区别。今天，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坐的一些人如果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是膜拜沐猴而冠的猴儿。”
这话骂的太狠了，但仔细想想，韩立洪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把先进的英美比作沐猴而冠的猴儿，很多人一定不满意，因为猴儿比我们强大，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的老百姓好得多。但是，大家膜拜猴儿，千万不要忘了猴儿的屁股是红的，他们的富强是怎么来的。”
“几百年来，西方列强从全世界抢掠财富，是这些财富暂时缓解了他们国内的矛盾，但是，这种肆意抢掠的好日子不会永远下去，总有结束的一天。现在，我在这里可以断言，当他们不能靠劫掠来维持其强大时，他们的短视就必定会挖了西方的命根子”
同样的话分从谁嘴里说出来，这些话从韩立洪嘴里说出来，就必定要化成一场风暴。
紧跟着，全国性的大讨论又开始了。
这时，“精英”是很少的，逆向民族主义者更少，所以，这场大讨论的倾向是一面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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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的春节注定会铭刻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心中，永远不会忘记。今年的春节，欢乐太多，华夏大地被一种叫“幸福”的东西浸润透了。
理解今年春节意义的中国人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对国家大事无知无觉的中国人，他们也同样被幸福浸润透了。
腊月十三，阎锡山率先在山西省宣布，三年之内，地租设定上限，最高不得超过三成。
紧跟着，各省也纷纷宣布了地租设限的政策，不过，力度都比不上阎老西。
实际上，阎锡山这么勇也是没办法，逼的，谁让山西跟黑神军紧挨着，老百姓一个个眼珠子都跟狼似的，都盯着他呢。
各省纷纷给农民兄弟送春节大礼，自然不是地主老财们洗心革面，立地成佛了，很多省都跟阎老西一样，纯粹是被逼的，不得不这么做。
春节前两个月，黑神军在议事局提出动议，要求各省实行减租减息。
这又是大义，没有人反对，可是有困难，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之是推行不下去，议事局成了苦诉衷肠局。
但是，当黑神军亮把坏水喷了出来，哇哇苦诉衷肠的议员大人们全都傻了，瞪眼了。
黑神军宣布，如果议事局没有结果，那么，中央政府会发布政令，令各省减租减息。
中央政府颁布全国范围内的政令，有两类，一类是议事局通过的，有一定的约束力；另一类是没有经过议事局同意的，没有丝毫约束力。
这一刻，议员老爷们都纷纷意识到，中央政府虽然是虚的，没什么权力，但掌握中央政府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中央政府就是黑神军和共产党的橡皮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一旦中央政府颁布这个政令，再有几个省执行，那么，各省的农民自己就会起来要求省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
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就大了，一旦闹起来，谁知道农民会不会要求实行黑神军的新农村建设？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不是后一步，就是前一步，省内的争权就够当权者喝一壶的了。
所以，议事局达成了协议，这点小事就不劳烦中央政府了，各省自己看着办。
地租，就全国范围内而言，五成的租子太少了，六七成的很普遍，八九成的也不稀奇，所以，可想而知，这份春节大礼会让受惠的农民高兴成什么样
通过这件事，很多人都对国家，对中央政府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中央政府并不那么虚位。
对想争权的人，今后要加大对中央政府的争夺，而对像韩立洪这样想推动国家实质统一的人而言，他们发现，各省自治的局面并不是像先前想象的那么恶劣，着力点还是很多的。
过年了，北京城那是热闹的没边了。
北京城就是一个富人的大社区，古往今来，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这么完整的富人聚集区。
这样的北京城，社会贤达们如鱼得水，但他们又很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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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已由延安搬到了察哈尔省的蔚县。
蔚县背靠河北涞源，两县通过飞狐陉相连，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安全，韩立洪又在中央驻地挖了防空地下工事，以防小鬼子万一来轰炸。
共产党已经不是在延安时的共产党了，掌控察哈尔、热河、内蒙三地，现在有正规军就超过四十万，而且部队的装备更是以前没法比的，其他方方面面的条件同样如此。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
凛冽的寒风中，杨尚昆拎着一包东西推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室的房门。
会议室里，太祖、总理、朱老总、刘少奇、任弼时正围着火炉，一边烤地瓜，一边商议事情。
看到杨尚昆拎着东西进来，太祖笑了，道：“好东西又来喽。”
杨尚昆拎的东西是韩立洪送来的，韩立洪定期会把主要国家的报纸翻译好后送过来。
这些报纸是太祖的最爱。
杨尚昆送过来的不只是报纸，还有电报。
接过电报，看过，总理的眉头微微皱起，道：“斯大林同志又要派特使过来了。”
任弼时问道：“老毛，斯大林同志这是玩的哪一出？”
最近这些日子，苏联的特使不断捻地往他们这儿跑，算上还没来的这位，已经来五个了。
抽了一口烟，太祖没有说话，沉思片刻，他站起身来，走到挂着巨幅地图的墙壁前。
众人相互看了看，眼里都有吃惊之色。
过了一会儿，朱老总站起身来，走到太祖身旁，问道：“老毛，日本要进攻苏联？”
太祖淡淡地道：“如果只是一个日本，还不会让斯大林同志这么看得起我们。”
说着，太祖转回身，回到座位上坐下，继续道：“斯大林同志担心的是德国和日本同时进攻苏联。”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与苏联进攻波兰，瓜分波兰；九月三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九月五日，美国发表《中立宣言》。
刘少奇道：“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它们之间有密约。”
点了点头，太祖道：“这个是一定的，但密约定了也可以撕毁。”顿了顿，又道：“不过，希特勒要不要进攻苏联，还要看德军在欧洲打的怎么样。”
想了想，任弼时道：“如果真出现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