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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无私蓄，遇敌奋不顾身者，惟恐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和荣显。
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诱，可以说是有眼无珠了。
余意已决，定随玉章出川，一息尚存，革命不止。”
1925年1月，吴玉章、刘伯承到了北京。
吴玉章在北京大学见到他的学生赵世炎，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
吴玉章马上就由赵世炎、李国暄和童庸生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公等优秀分子也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相当活跃，而同赵世炎接触中，刘伯承体会到中###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群众工作经验，确实不是其他党派所能比拟的，他的知友吴玉章、杨公堪称民族精英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的希望依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上海“五卅”惨案，震动了全世界。
刘伯承、吴玉章正在上海考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不到一个月，6月23日，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时，刘伯承随吴玉章已到广州。
刘伯承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同情并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行动，深感革命军人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复杂，惟有强化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国家富强、人民解放。
他的入党志向，得到吴玉章的热情赞许，杨公早就希望这位有优良品德素养的川中名将加入共产党。
第二年5月，由杨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刘伯承踏上新的革命路程，他永远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即使在漫长的人民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他也格外谦虚。
1948年5月，中原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在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时，准确地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思想本质：“刘司令员本来要作一次报告，因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临行前嘱咐一个中心意见，就是：‘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他还说：‘不管你是多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
否则，你如果因此便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刘司令员常讲他‘自己从旧军人成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刘司令员希望把这一意见传达到部队里去。”
如此真挚的心里话，就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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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1）
提出新观点1926年11月27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军委委员的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对四川非常复杂的军事情况进行透辟的分析。
刘伯承指出：“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
他提醒大家“务须深刻地记着，切实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将革命基础筑稳才是，若只图军事上的发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
刘伯承要求“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
为了保证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刘伯承等人于12月初在顺庆（今南充）、泸州发动起义。
顺庆起义被迫提前进行，非常仓促。
刘伯承等人12月9日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当天在果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刘伯承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并在顺庆设立总指挥部。
由于起义部队是旧军队，没有应有的教育训练，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较差，很快就遭到失败。
12月16日，顺庆方面起义军，被迫向东撤退，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到了开江县。
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决定刘伯承即刻到泸州，主持泸州军事活动。
到了下旬，杨公、刘伯承抵达重庆，就泸州、顺庆军事问题进行布置。
刘伯承接受任务，他单骑赶赴泸州，即在原泸县道署内设立起义军总指挥部。
“刘伯承来了”，泸州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出于爱戴之心，民间纷纷传说：刘伯承真了不起，刘湘的军警多、马匹精，怎么也抓不到他，刘伯承快马单骑，风驰电掣，从重庆出来，经白市驿，上丁家坳，过邮亭铺，直奔泸州，一气走了140里，追兵动身迟，怎么也撵不上，这些家伙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落空而回，而刘伯承安安稳稳地进了泸州。
这个没有夸张的传说，长期流传至今。
刘伯承心里十分明白：泸州起义军没有按照计划行动，起义军上层陈兰亭、皮光泽见利忘义，迷恋“金泸州”每月十万元盐款税的巨大收入，他们没有挥师北上集中顺庆。
军委派陈毅到泸州接应起义军北上，并且他为北上部队拟经过的隆昌、荣昌、合川、潼南等地做了借道疏通工作，这几个头头硬是按兵不动，结果顺庆起义军孤掌难鸣，只得忍痛撤走。
处境艰难的刘伯承，首先安定民心、掌握军队、稳定大局，1月24日在泸州城发布第一张布告：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告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
此布。
总指挥刘伯承陈兰亭是土匪出身，部队素质太差。
袁品文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忠厚可靠，他向总指挥表示：“我愿每天到陈兰亭部周旋，时刻与陈在一起，使外邪不入，免生意外。
对团长皮光泽则满足其升官愿望，愿把自己部队（第四混成旅）划出一半，编成两个团拨给皮光泽，请晋升他为六路司令。”
刘伯承反复斟酌，决定采纳袁品文的建议。
所有部队一切活动，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刘伯承还规定，每天下午，各路司令要在总指挥部联合办公，以协调各路部队的关系，共同协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在泸州起义后，都曾分派政治工作人员到起义部队。
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几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各路军设政治机关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
总指挥部特别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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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2）
政治工作内容充实：宣传革命道理，提供进步书刊，贯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主义的宣传。
刘伯承身为总指挥，常常出现在兵民群众之中，平时不骑马、不坐轿、不带卫兵，他的模范作用，万民称道。
即使军事繁忙，他总要挤出时间做宣传工作，川南师范和泸县中学的师生对刘总指挥的报告十分信服，泸州军民爱听刘伯承的演讲，他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解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讲述泸州起义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他着重地说明军队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工作的开展，泸州出现生气勃勃的气氛。
吸收新鲜血液，提高起义部队素质，刘伯承为此，办起“军事政治学校”，他兼任校长，除招收地方青年学生外，还从各部抽调下级官兵加以培训。
战教结合的思路由此萌发，虽然时间匆促，当时的作用虽不明显，但是这种措施成为刘伯承漫长军事生涯中惯用的一招。
刘伯承是穿军装的政治家。
他运用革命的权威，彻底改组了旧衙门，清除一些反动分子，任用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对于财政、税收，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公开宣布废除旧军阀制定的苛捐杂税。
明确规定军队不得把持税收，军饷不能向民众摊派，要以盐税和上下短途轮船运输的税收为主要来源，并简化了纳税手段，负担接近合理。
这种开明利民的新举措，深得民心；同时，也必然引起长期依赖敲诈民脂民膏的败类分子的嫉恨。
杨公派人同吴玉章商议，请求国民政府给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
吴玉章在国民政府会议中，提议按军队序列给顺泸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刘伯承为该军军长。
会议通过了吴玉章的提议。
国民政府公开发表了给泸州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给刘伯承的委任，只是军队番号改成了暂编第十五军。
泸州的革命形势由于各项措施得当，刘伯承实现了党的指示，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可是四川军阀的反动阴谋更加露骨毒辣。
重庆发生了“三？三一”大惨案。
这一天，重庆工、农、商、学各界三四万人为抗议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在打枪坝举行群众示威大会。
群众的爱国呼声，为3月20日被列强伤害的2000名同胞伸张正义，竟然遭到军阀刘湘、王陵基的开枪镇压，当场打死400余人，打伤1000多人，因跳城逃命而受伤致残的不计其数。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4月6日，杨公被刘湘残酷杀害。
四川军阀的反动野心格外残暴，对泸州的围攻进一步加紧，泸州形势十分紧张，刘湘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向泸州进发。
面对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根据党的指示，刘伯承准备率起义队伍放弃泸州、北上与开江革命军会合。
但陈兰亭、皮光泽等人贪恋泸州巨额盐税，抵制北上计划。
同时，他们同军阀暗中往来，刘湘也派人潜入进行策动反叛。
这伙说客向袁品文公然提出：“现在你们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要解围只有交出总指挥和政工人员。
四、六路已经同意，就看你们五路了。”
袁品文是一个讲正义的军人，他说：“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帮助我们治理部队。
一遇着危险，就用牺牲主官的手段来解救我们自己，像这样不仁不义，以后谁还敢和我们接近。
我不干！”刘伯承的军事部署着重于消耗敌人，尽量为革命多保存些实力，坚守泸州是为了充分揭露四川军阀的反动面目，同时做好有步骤地撤退的准备。
他关心人民群众的吃粮问题，要求军队注意爱惜米粮，并主动开放若干口子，让居民同城外进行食粮交易。
由于刘伯承战术运用得当，军阀联军对防守严密的泸州久攻不下，围城半个多月，并无进展。
《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3）
龙透关地势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外一段惟一的通道宽仅数尺，人称“鹅项颈”。
刘湘组织两千多人的敢死队，多次向龙透关发起猛攻，连续三次冲锋，都被打垮。
4月30日午后，刘湘利用长江、沱江的几百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