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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都不能单独作为衡量领袖人物的尺度。没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不会站在前列，领导能力必须服务于目的，目的越崇高，领袖潜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够的。他必须取得成功，必须有实现崇高目标的方式来保证成功。他决不能采用有损于或使这种目标蒙受耻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业和历史都将遭到失败。
我们称亚伯拉罕·林肯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确实当之无愧。但他又是头脑清醒的实用主义者，一个十足的政客。他的实用主义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作为政客，从本质上讲，象作赞助人一样，他的行动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为实用主义者，他只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还留在北美合众国内的边境各州里解放奴隶。作为理想主义者，在重大危机时刻，他心力交瘁地维护北美合众国。为了这个目标，他违反法律、干预宪法、专横地攫取权力、践踏个人自由。他辩解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粗暴地践踏宪法时，写道：我维护宪法的誓言赋予我这样的责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政府，维护国家，手段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国家不复存在，宪法还能保存吗？一般他说，生命和肢体都必须保护。但人们常常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体，决不会为了保存肢体而舍弃生命。我认为，本来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符合宪法的一些措施，从维护国家考虑，就成为维护宪法不可缺少的了。无论是对还是错，我认为这就是理由，并且现在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四十多年前，马克斯·勒纳为马基亚维利的著作写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纳提出了我们“一听到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仍旧有点战栗”的一个原因：我们认识到他描绘的现实确实是现实；人们无论在政界、商界活动中，或在私生活中，并不是按职业道德行事的……马基雅维利今天使我们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适应世界的要求。在这个世界中，从未有过的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支配着外交领域，左右着国内寡头执政者的权力斗争。
很难对勒纳的结论提出异议：
让我们弄清楚一件事：作为准则，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动中都是重要的，但作为手段，它们几乎是无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艺术家，他关心公众情绪的细微差别，留意各种工作方式的相似处，注意估计政敌的策略，并重视通过妥协和让步把自己一方团结起来的艰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经常能成功地把公众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伦理标准的水平，但作为政治家，他们从未取得成功。
人们经常说，在任何领域中，包括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振奋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伟大领袖都是出色的演员，尽管只有戴高乐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像伟大的舞台表演家们一样，他们扮演公开角色如此之好，以至实际上成了自己所创造的角色的一部分。
赫鲁晓夫使用夸张的语言，有自己的打算。同样，戴高乐数点法国伟大的各种标志，也有自己的考虑。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弥补各自国家的不足。赫鲁晓夫装作专横霸道，戴高乐则扮演傲慢的封建领主，两人都在玩弄心理学上的小动作。虽然两人各有打算，但他们并不虚假。赫鲁晓夫是个恶棍；戴高乐目空一切，赫鲁晓夫粗鲁；戴高乐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相信他的国家是伟大的法国人。要成功地扮演角色，重要的是适合角色。
阿道夫·希特勒是二十世纪最蛊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动唇舌，可以使人们入迷，煽动起数百万人的疯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爱国热情。如果戴高乐的目标与希特勒一样，他会干出同样的事吗？不，戴高乐的巨大力量，他的号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他的道义上的权威；人们不能想像戴高乐会煽动暴徒去进行谋害，就象不能想象他会当众脱光衣服一样。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特点适合他的角色：把法国的最杰出的人物集结在一起。
有些伟大领袖竭力把人性隐藏起来，有的则加以炫耀，甚至夸大。在作风上，戴高乐和纵欲的林登·约翰逊有巨大的差别，戴高乐傲慢自大，约翰逊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然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他是有能力的，这部分是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确实比他的一生还伟大。约翰逊，”疗法”是传奇式的，它既是夸张的，又是实实在在的。象乔治·华盛顿一样，戴高乐总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茧中。被约翰逊试图说服的人发现，他自己陷入了林登·约翰逊的包围。
没有坚定的意志，或者没有强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把自信隐藏起来，装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谦虚，这种作法最近时髦起来了。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重要的领袖不是自我主义者。他们中有些人喜欢谦虚的气氛，但没有一个是谦逊的。谦逊是作姿态、装样子，正如麦克阿瑟的玉米轴烟斗是一种摆设、邱吉尔的高视阔步是一种姿态一样。一个人想要驾驭领导人必须对付的各种势力，那他必须相信自己，用领袖人物应有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他必须相信他的事业。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
1947年，法国的一位批评戴高乐的人对我说：“在政治事务中，他认为他同上帝有直通电话线，在做出各种决定时，全部要做的事仅是接通电话，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影响历史的领袖们，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但从不犹豫不决。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也集中别人的意见，但要按自己的判断行事。本书所涉及到的领袖们，有的会犯错误，但他们极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梦想，按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么，他们大部分时间内大致是对的。他们从来不怀疑他们是站在最高点：因为他们最适合自己的职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会让位于第二流的人物。
一个领袖人物的耳朵有时要练得同人们的心声协调起来。
行使权力就是锻炼这种协调。随着他越来越看惯了自己的决定带来的重大影响，领导人也越发安于作那些决定，并宁肯准备承担自己失误的后果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错误的后果。
一个领袖在决定怎么办时，可能要经历极大的痛苦。成功的领袖中，很少有人在作出决定后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为这些决定烦恼，嗟叹这些决定是否正确。在试图结束美国卷入越南的问题上，我最难于做出的决定常常是那些最后的决定。当参与这些决定的顾问们事后私下怀疑这些决定是否正确时，我总是说，“记住罗特妻子的教训，不要向后看。”如果一个领袖过多地考虑他的决定是否正确，就要磨损锐气。他要全力注意明天应做的决定，唯一办法是坚定地把昨天置于脑后。
这不是说他不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是说在他有时间来进行思考的时候要对错误应该采取分析的而不是被动的自疚的态度。戴高乐处于“在野”的年月里，阿登纳在狱中和修道院期间，邱吉尔下台时，德·加斯佩里在梵蒂冈图书馆里时——他们都有时间进行思考，并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我发现我的最宝贵的年月是担任副总统和总统这段时间，当时我可以从事件的中心摆脱出来，较为慎重地回首往事和展望未来。
我所认识的领袖人物实际上都是非常易动感情的，换句话说，他们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有些人象邱吉尔那样外露。另一些人象赫鲁晓夫那样，无耻地滥用感情。戴高乐、阿登纳、麦克阿瑟、周思来和吉田茂则是那种能自我克制的典范，他们在公众面前出现时，把个人感情隐藏起来。但是，非常了解他们的人会深深感到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情感核心。
在了解领袖人物的过程中，往往很难把虚假从真实中区分出来，原因在于政治领导的某些方面造成了假象。邱吉尔是这方面的大师。他经常是在当演员。对于戴高乐来说，神秘、荣誉、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国的手段，用以促进法国的事业。
世袭君主经常对臣民控制感情，这不是个性问题：而是罗曼蒂克式的虚假。我们周围的电影明星、摇摆舞明星、现在电视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虚假的服饰下，使群众神魂颤倒而纷纷购票的。
政客比演员或电影制片人更清楚、惹观众厌烦就会失去观众。因此，伟大的政治家很少是迟钝的，也不应是迟钝的。政治领导人不仅应启发人们的理智，而且应打动人们的感情。除非领导人能唤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则最英明的路线也归于失败。
在枯燥的历史教科书里，我们找不到关于领导素质的论述。要找到它，我们必须注意人们的精神，看看支撑和驱使他的是什么，使他能够驱使和说服人的又是什么。我们在麦克阿瑟和邱吉尔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负、自相矛盾、老是摆架子，然而他们有着长远的历史眼光，既才华横溢、又富有洞察力；他们被驱使，也驱使别人：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估计大都与他们对自己国家命运的看法连在一起。我们还应当留心有关传说。
传说经常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结合，是为了欺诈，为了给人印象，为了鼓舞人，有时单纯是为了吸引人。但是传说是了解领导素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领导素质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领域内——商业、体育、艺术、学术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进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声望本身不是领导素质，杰出也不是。无需从事领导，在某一方面也能达到杰出的境界。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发明家、化学家或数学家也可以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施展他们的才能。政治领袖必须激励追随者。伟大的思想可以改变历史，但是，只有出现伟大的领导时，思想才有力量。
同样，“伟大的”领袖并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发起一个国家。约瑟夫·斯大林行使权力残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国境的千百万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坏人同样可以被驱使、同样果断、同样老练、同样有说服力。
领导素质本身在道义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因此，伟大的领导人高于其他人，也不是因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较少。“好人最后成功”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体育上更适用。伟大的领导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筹，他们更坚强、更足智多谋、判断更敏锐，这种敏锐性使他们不犯致命错误，并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闪即逝的机会。
智力上才华横溢也不是领袖独有的特征。本书所论述的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都有敏锐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思考得较具体，而不是更抽象，他们注重权衡后果而不是创立学说。教授一般是通过他自己的价值准则来观察世界，然后上升为理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但决不能代替分析。
什么是成功的领导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