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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栾氏连续几代在晋国做卿大夫，执掌国政，势大根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私人势力。公元前552年，栾盈因为和同僚范氏及晋平公的矛盾激化而叛逃齐国，当时有不少故旧部下相追随。史书记载，栾盈叛逃时，晋国发布公告说：“不要跟随栾氏，要跟随君主。不跟随君主的将处以死刑！”栾氏的故旧之臣辛俞准备追随栾盈，出逃时被抓获押送给平公，平公问他：“国家已经发布了命令，你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辛俞回答说：“我是遵从国令的，怎能说我违犯了国令？公告明白地要求人们跟随君主。我听说：‘三世事大夫之家，以君对待。’自我的祖父起，因为无大功于国家，只好属归栾氏，至今已经三代，我因而不敢不以君主对待栾氏。公告说‘不跟随君主的将处以死刑’，我怎么敢连死也不顾地背叛君主，以烦扰施刑的司寇呢？”
晋平公听了辛俞的话顿消怒色，他答应给辛俞以厚禄，请其留在自己身边，辛俞回答说：“我已经说过，栾氏就是我的君主。我如果话一说完就食言背叛，又怎么能臣事君主呢？”晋平公见难以说服辛俞，就打发他任便行事。
辛俞要跟随栾盈出逃，本是国家法令明确禁止的行为，晋平公无疑要严加处罚，但经过他的一番辩护，反而得到了晋平公的敬佩和赦免，这不仅是因为辛俞的自我辩护论据充分，逻辑严密，更为主要的，是他在辩护中内含着对于君主至死不渝的尽忠态度，他把这种态度化成了机智的应对，于婉转客气中显示了做臣子的凛然大义，真正赢得了平公的敬佩。平公作为一国君主，极希望国中臣民能有如同辛俞那样事君至死的忠臣之风，即使他能发现辛俞辩护中的悖理之处，也宁可不去揭穿，为了维护一个忠臣的形象，张扬忠君之礼的神圣，他认可了辛俞的辩护。传统礼义观念是辛俞保护自己的一张盾牌，也是栾氏家族、郄氏家族，胥氏家族，原氏家族，范氏家族等家族掌握权势的一种文化或者说是理念上的根基。
楚国的昭氏家族、屈氏家族、景氏家族都是大族。其中以屈氏最为出众，一直长盛不衰。屈氏的发迹源于血统，与楚王有着直接的而又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在奴隶社会里血缘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血缘关系就不能成为贵族。占了血统的便宜就算是楚王的亲戚，自然成了历代楚王倚重的重点人选。加上屈氏家族人才辈出，像屈瑕、屈重、屈完、屈御寇、屈建、屈大心、屈固、屈匄、屈原这样的能人层出不穷，文治武功，作为政治要员始终掌握着楚国命运。
孔子、老子、墨子等大学者，都对贵族政治深恶痛觉，他们大力倡导所有的人都应该平等。自春秋初年，到战国末年，国家主义发达，加上阶级利益的观念化十分严重，各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竞相招揽人才以强大国家势力。各国的上相大将，如秦国的商鞅、范睢；燕国的剧辛、乐毅；赵国的廉颇、蔺相如等，没有一个不是从遥远的贫贱民族来到的但是都得到了君主的重用。而各国贵族中贤良的人，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等，他们也常常能够纡尊降贵、放弃自己的特权，与这些人才结为好朋友。到了秦国吞并六国以后，废除了封建制度，设置郡县，将那些才智勇力出众的人都迁徙到咸阳。汉高帝继承了这一做法，将齐国的大姓田姓以及楚国的昭姓、屈姓、景姓等众多大家族迁徙到关中。从此以后贵族势力开始走向衰败，而到了后来，这些贵族的姓氏也慢慢成为平民百姓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贵族政治，到此全部结束。
汉高帝刘邦在大泽乡起义，后来当了皇帝。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左右的得力大臣象萧何、曹参，韩信，彭越，陈平，周勃等人，都是职位卑微的官吏出生，都是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取得佣金和杀猪卖狗之人。后来官运亨通，爵位显赫，君臣都是走相同道路的人。
自汉代兴盛而布衣将相的大局已经确定，其中有与贵族相似的则有西汉勋臣中的金张；后族中的吕氏、窦氏、田氏、霍氏、上官氏、王氏；东汉后族中的马氏、窦氏、邓氏、阎氏、梁氏；宰相家的袁氏这些人。然而都是不久就灭亡了的，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二节血缘决定命运
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虽然在经济上被划分为若干个小家庭，但在地域上往往是聚族而居，除了以往宗法思想的影响外，严厉的封建户籍制也限制了人们自由流动；秦汉时期，一些地区某些家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以及人丁兴旺等原因，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强宗大族。他们在本地区也有很大势力，可以横行无法；甚至阻碍中央王朝政令的实施。对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
两汉后期到东汉时期；由于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强宗大族的力量又有所抬头，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形成士族。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家族。在东汉想要做官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优秀，就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那么到了秦汉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也有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经商，工民做工，农民务农，士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属于脑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劳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一个人必须又是士就是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
而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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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
第一节观点斗争背后的阶级斗争
唐代初期，国家一直被较为强势的皇帝所控制，所有军政大权均由皇帝一手操纵，宦、武官员各有分工，党派内争也不太凸显。但是，唐代中、后期，皇宫内皇权之争愈加激烈复杂，从宪宗到宣宗的四十多年里，朝廷的内廷宦官与外廷宰相为执政而争权，在对藩镇及外敌是否采取武力制裁的问题上，牛李两派壁垒相当之分明，史称牛李党争。
唐代自开国初始，在士大夫中就存在着庶族和士族两大派别，二者既有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又有政治主张上的殊异，到了唐中后期的文宗时，庶、士两派的斗争变得尖锐化。如在发生的维州事件中，当时牛李两党因政见不同而分成两大对立派别：李党既是士族一派，以翰林学士李德裕为首，主张武力对抗吐蕃的主战派；另一边牛党则是庶族派，以牛僧孺为代表，主倡安抚吐蕃的主和派。当时，文宗采用了牛党主张而令李德裕退还维州与吐蕃，从战略角度或宰相素质来分析的话，牛僧孺放弃维州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而朝廷内外官员由于出身、政见及门风的不同而分成两大阵营，此种争斗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牛李党争只不过是宫廷内宦官派系斗争的表面现象，不代表士大夫间不同理想的冲突，也不代表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冲突。当时朝政主要是由宦官把持，从穆、文、武、宣宗等几代皇帝均由宦官拥立，而牛李党派要想得势均需各自去依靠皇帝身边掌实权的且属于其派系的宦官才行。宦官在内廷因分成两派都各自从事其权力争斗，而争权斗力的结果也同时会在外廷士大夫那边的牛李两党的盛衰上得到反映。
自从李德裕死后，牛李党争已经慢慢平息下来，但是后来的执政大臣仍念念不忘尽诛宦官，终导致宦官与宰相竞相拉拢藩镇节度使为外援，最后出现朱温篡唐的结局。当然这一切也跟唐朝末期的皇帝偏信或昏庸无能有关，但无论如何，对唐朝后期政局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但仍可算惨重，因为最终是亡了国。细加分析的话，唐朝后期朝廷内斗的双方镇线也是有着明显的变化的，而且错综复杂，其发展过程更是几经转变的。
甘露之变后，互相敌对的宦官家族及派别，渐觉需团结一致来对付企图铲除他们的外廷朝臣。当宦官们警觉到要对付宰相需联结藩镇，于是有族类自觉的意识，后改变策略，一面与藩镇连手共同干政，此时，宦官与宰相的斗争已经不单纯是中央内斗这么简单，已有了性质的改变：变成为藩镇利益服务了。另外，宦官还泛用收养武将为义子的手法来巩固加强自己的势力，可惜后来越收越滥以致失去家族归属感这原有意义，甚至还要死在义子的手里，如田令孜就是被有野心占据四川的王建素杀死，这说明：中央宦官与神策军将、藩镇节度使的义养关系都是建基于利益上的，一旦宦官失去利用价值，或出现利益冲突时，宦官便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宦官与藩镇互相利用。
到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局势一直在变化中，加上民乱的爆发，唐末皇帝的身边已无良臣可依靠，宰相素质低劣，宰相双方皆借助于藩镇之力打击、排挤对方。特别是崔昭纬、崔胤、柳璨等人，更是动辄如此昭宗时，其平衡藩镇政策失效，当权的宰相崔胤要尽杀宦官时，昭宗根本已无力制止甚至为保皇命而不得不从，以致崔胤联合朱全忠尽杀宦官及对手，一切都到了非皇帝所能控制的地步，唐朝已走上被强藩篡权的末路了。所以，宰相与藩镇间也是在互相利用。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2）
严格来说，党争的发展基本上依附着内廷宦官的权力斗争而演变。在懿宗、僖宗、昭宗这几个末期皇帝任期内，虽然朝臣与宦官之间仍在相互利用下合作，但彼此尔虞我诈，使双方不得不以强藩为后援。唐朝后期，一直在宦官与宰相及边镇节度使这三者复杂的关系网中求存的末代皇帝就算竭尽所能仍不能达成所愿，如昭宗企图以亲王招募训练中央军队的部署亦被李茂贞与韩达破坏，亲王全遭韩达所杀，中央军队如同虚设，根本没有能力与藩镇交锋。
本来牛李党争是朝官们围绕着执政权分成党派而展开权力的争夺战，但到唐朝末期，延续实施的边镇政策已致使部份藩镇的节度使随着平乱战绩及地盘扩张，势力大且俱野心，加上黄巢内乱，朝廷内外廷官员都去各自勾结外围的强藩以作后盾，与节度使间形成了一种交错复杂的关系网，间接使得局势呈现藩镇愈来愈强而皇权则愈来愈弱，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昭宗时则无可避免地演变成朱温弒帝篡国了。
显然唐朝出现种种问题是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