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举出这个例子来，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吕夷简就是宋朝的张禹，他现在不讲原则，胡乱任命，说不定哪里就藏着王莽，早晚有一天会血洗赵氏，毁掉宋朝天下！
这就没办法了，他己经不留后路，把吕夷简往死路里推，同时把自己也扔上了悬崖。你死我活，看来只有这个结果了。可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只回了12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你说的那些我统统默杀，拒不回答，因为你这样说话本身就错了。“越职言事”；你现在是开封府尹，不是知谏院的右司谏，朝廷有规矩，乱讲遭雷劈，先认清你自己的错误！
范仲淹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吕夷简在他心面变得加倍恶劣。他看清了，这就是个政治流氓。自己所提出的真材实料的证据完全避而不答，前后只用了20个字的官腔，就想把这些罪恶都遮过去。想得美，门都没有！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可是他不是在课堂，而是在官场。斗争需要势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8）
这时的范仲淹己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在北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份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份，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可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任何代价。
而在当时站在范仲淹那边的人的大多很年青，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青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青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也再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的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的遭受了第一次打击。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真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没能扳倒吕夷简，范仲淹开始反省，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太后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9）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决定直接拜见王曾。而王曾只给他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当家人就是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这句话是范吕之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王曾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这个时候范仲淹己经46岁了！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己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0）
同年十二月二日，河东方向大地震。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地震的余波直到第二年仍在继续。地震的危害，古今相同。但是在宋朝，立即就有人把它跟政治上的贪婪*联系在了一起，言官、大臣集体上书，要求改变目前的局面，宋祁、韩琦、苏舜钦、叶清臣、张方平、张观等人就是这些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当时一些士大夫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屡屡上书皇帝。兴起了朋党之论。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禁止这种现象，宋仁宗的诏书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的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第三节 疯狂的舌头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说，但认为观念只是作为倾向或禀赋“潜在”于人心中，必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