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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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 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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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忠贤本是一个市井无赖,没有曹操、王莽那样的跋扈之才,却有李林甫、秦桧、严嵩等人的阴险。那些士大夫们没能对魏忠贤预先防备,魏忠贤却抢先多次兴大狱打击那些士大夫。而那些士大夫却只会凭借口头舆论来攻击魏忠贤,拿不出实际的行动。明熹宗年纪小,被宦官宫女在深宫之中带大,对政治很糊涂,即位后自然也不懂这些。士大夫向明熹宗口伐魏忠贤就好比是对牛弹琴,根本就没有用。明熹宗对于大臣的上疏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都交给魏忠贤了。而魏忠贤就用各种罪名逮捕并诛杀这些士大夫。国家的正人君子都被杀了,国家也就随之衰亡了。以狭义的程朱道学培养起来的八股先生是不会变通的。
  第二节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朱元璋刚即位的时候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个时候,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
  明初洪武十一年,湘、桂、黔边区的侗族人民,在吴勉的领导下,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是五开洞(洞名在湖南辰沅道靖县边界)。活动范围在今之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靖县、通道、绥宁、武岗等地。明王朝派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官前往*。十一月,杨仲名剿平五叛乱。在这个过程中,太祖曾派内臣吴诚视军,之后又遣尚履奉御吕玉视捷。后来有多次派宦官到河州(今甘肃兰山道导河县)等处买马。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这是朱元璋的防范措施不完善的缘故。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3)
后来建文帝即位。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这也引起了不法宦官的怨恨,在日后靖难之役中或投靠燕王朱棣,或是做为内应。等到燕王兵逼江北;宫里很多宦官就都逃到朱棣的军中,泄露了大量的情报。朱棣以为这些宦官是忠于自己的,在即位后就开始重用宦官。
  永乐元年,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人到贵州广西辽东宁夏等地守边,朱棣明令宫中有谋略的宦官一同前去,并赐给他们公侯的服饰,地位在戍边的将军之上。不久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地也相继派宦官作为使者前去。永乐八年,开创了授予内臣提督禁卫军的先例,明朝在制度上便确认了宦官的统兵权。
  永乐元年,朝廷派中官侯显出使西藏,李兴出使暹罗,马彬出使爪哇、苏门答刺等国家,尹庆出使满加刺(今英属麻刺甲在马来半岛南端西岸)柯枝Cochin(在印度半岛西南端临阿刺伯海诸国)。这是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别国的开端。
  永乐三年,朝廷派遣中官山寿率领骑兵从云州出发,郑和王景弘等带领船队下西洋。这是宦官专征的开始。永乐十八年,成祖朱棣设置东厂,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明朝宦官具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查探臣民隐事等权利就是从成祖开始的。太祖朱元璋本来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到了成祖朱棣时,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等到宣宗即位,在宫中设立“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学士刘羽、陈山,朱祚等当教师,学习儒家经典,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后来在此读书的小宦官曾加到四五百人。依旧是这些翰林学士教书,于是宦官才开始通文墨、管理章奏,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还与朝廷官员往来结交。
  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4)
王振想在朝廷中立威,多次唆使明宗以小错为由杖辱大臣。言官得到王振授意后开始对王振的政敌进行猛烈的弹劾,从公侯驸马伯到尚书都御史都受到过弹劾,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凡不利于王振的大臣多被贬官,连三杨都不能阻止。他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国家的仓库、建筑工事、银矿、布帛、织造等事的控制权力也全部被中官掌握。于是国家法制开始松弛,宦官在内兴祸,敌国也虎视眈眈。
  不久,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内阁大臣陈循、高谷等人都是后进的,在朝廷尚没有很高的威望,杨溥孤立无援,王振比以前更加专横了。王振为了向四夷示威,发动了麓川之役。
  麓川就是今天的云南省瑞丽县一带,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元朝在此设立了宣慰司,明朝依旧。正统二年(1437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到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被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使方瑛、柳英等所率明军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朝庭,表示愿意进贡谢罪,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战和之事,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极南边,地形复杂,不宜兴兵*,主张安抚,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杨士奇、刘球等人的支持。而王振为“示威荒服”,一意孤行,力主用兵,要“尽灭其种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正统七年十月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朝庭屡次出动十几万大军进剿,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再也难平服了。当时明朝的主要敌人是逃亡在漠北的元室后裔。兴麓川炎师,旷日持久地打了十余年的战争,得不偿失,劳师远袭,大大地消耗了兵力,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史称“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
  麓川之役先后发动三次,劳师费财,但是最终没有成功,翰林院侍讲刘球应皇帝召见言及此事时指责王振之失,王振知道后,十分愤怒,将刘球下到狱中,并将其杀害。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5)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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