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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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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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请其写几句话,不料俞氏酒后才情大发,把留园之“留”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留园记》劈头就写道:“出阊门外三里而近,有刘氏寒碧庄焉。而问寒碧庄,无知者,问有刘园乎?则皆曰有。盖是园也,在嘉庆初,为刘君茗峰所有,故即以其姓姓其园,而曰刘园也。咸丰中余往游焉,见其泉石之胜,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诚足为吴中名园之冠。及庚申辛酉间大乱(指太平天国打仗),致至吴下名园,半为墟莽,而阊门之外尤甚。曩之阗城溢郭,尘合而云连者,今则崩榛塞路,荒葛葛途,每一过之,故蹊新木,辄不可辨。而所谓刘园者则岿然独存。”首先是感慨这个园林的命运之独特,似有上苍的护佑。
  说到留园的命名,俞氏又写道:“方伯(指盛康)求余文为之记。余曰:‘仍其旧名乎?抑肇锡以嘉名乎?’方伯曰:否!否!寒碧之名至今未熟于口,然则名之易而称之难也。吾不如从其所称字,即以其故名而为吾之新名。昔袁子才得隋氏之园而名之曰随,今吾得刘氏之园而名之曰留,斯二者将毋同?余叹曰:美矣哉斯名乎!称其实矣!”这段对白道出了盛康老夫子的原意,还是主张取刘园的谐音而“留”之的,主要是方便世人称呼也。
  然而俞曲园不愧为大师手笔,他偏偏于其“长留天地”之“特异功能”方面大加开发——“夫大乱之后,兵燹之余,高台倾而曲池平,不知凡几,而此园乃幸而无恙,岂非造物者留此名园以待贤者乎·是故,泉石之胜留以待君之登临也;花木之美以待君之攀玩也;亭台之幽深留以待君子游息也,其所留多矣!岂止如唐人诗所云:‘但留风月伴烟梦’者乎?自此以往。穷胜事而乐清时,吾知留园之名长留于天地之间矣!”这一大段的抒情,可谓对留园之“留”的底蕴,“开发”到极致了。
  老百姓知俞曲园,多因其书唐人张继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而已,继之以《留园记》出,留园与俞曲园更加大行其道。若干年后,刘园之“留”反为人轻,而“长留天地”之“留”反成正宗了。
  世传盛家的这块风水宝地果真“法力”无边。盛康买园后没几年(即1877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就对他的儿子盛宣怀大加褒扬,说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这样一份出自李鸿章笔下的褒扬话,又是说给朝廷听的,自然预示了盛宣怀的锦绣前程。
  又过了几年,盛宣怀就在距苏州不远的上海滩,创下了晚清洋务工程的重镇,接连兴办起具有功勋意义的著名企业,使盛家的功名和业绩,真的有如留园一样,长留于天地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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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务巨擘(1)
招商局万事开头难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渗入,我国沿海一线以及长江内河的航运,几乎全被洋人的轮船占领,中国传统的船运已成衰落之势。尤其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美国的旗昌洋行,都拥有大规模的船队。他们不仅在沿海和内河各码头沿线揽货,还设法把朝廷的漕运生意(即每年按时运送的官粮)也拉过去,致使中国船队无货可揽,而朝廷专拨的运粮费也大量流入了洋人的口袋。
  鉴于这种情况,从1860年代起,一些地方官员和开明之士就联络起来,向朝廷献计献策,主张中国人自办轮船运输,把船运之利从洋人手中夺回来。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天下承平”,海内似有“中兴”气象,李鸿章办洋务,师夷制夷,图谋振兴,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很用心的一件事就是办船运。时李鸿章已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揽了清廷外交、通商、洋务大权,成为洋务派的首领。由谁去举办中国人自己的近代船务,全凭他一句话。盛宣怀抓住机会,力劝李鸿章“此大利不可不兴”,并要求让自己前去试一试。他在《上李傅相轮船章程》(1872年)中纵论当今大势:“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明确地提出,轮船非办不可。具体的办法,他主张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表示,要尽自己一切努力办好航运这件要政,并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他想得很远:“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又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遣论其下”。这封信写得掏心掏肺,开诚布公,并以传名百世来“激将”李鸿章,表示不仅仅是办船运,而是要将毕生精力投入洋务大业。
  李鸿章最初确也有意让盛宣怀前去筹划创办招商局,命他起草一个轮船公司的章程。他要知道,这项中国人从未办过的洋务,究竟该怎么个办法。盛宣怀心领神会,精心研究了外国船运公司的章程和经营办法,构思了一幅中国轮船公司的发展草案。中国的弊病,他看得很透了。像这类前人未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没有官股官本是办不成的,因为民间商人力量太小。但光靠官办也办不成,因为官场有太多的累赘。他指出:“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段精彩的理论,可算是把中国现实中官与商的相互关系说透了,尤其是他那“顾商情”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在“官”的领导下,官方也入股,加以监督,以“商”为主体去具体操办。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官督商办企业乃近代新生事物,官方许多大员均持怀疑态度,连李鸿章左右的亲信如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均主张采用朱其昂的纯官办的办法,以求稳妥。李鸿章在事无七成把握的时候,就来个少数服从多数,采纳了朱其昂的意见,并且委任朱其昂、朱其诏兄弟,负责筹建,因为朱家兄弟是上海宝山的沙船世家,与洋行里的买办关系较熟,或可便于参照洋人的办法,办中国的事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2)
结果不出盛宣怀所料,这种纯官府官办的企业,要想争取商人的投资是不容易的。商人为何要为你官办企业投资呢?商人还怕你官方依仗权势欺压商人呢!而且朱其昂兄弟的具体做法也有点保守,仅仅运输漕粮,而不揽载客货,自是起不到与洋商争利的作用。事实上,各地漕运司已有不少与洋商挂钩了,你现在要把生意再拉过去,你给漕司什么好处呢?你的运费能比洋船便宜吗?吸收不到商股,底盘有限,事业就难以发展。果然,这个轮船局1873年1月开办,不到半年时间就困难重重,陷入停顿,只好另想办法。
  于是李鸿章回过头来再找盛宣怀,盛宣怀也不搭架子,再次细细谋划,提出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足”、“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款,并提出应仿照外国洋商的样子,招集商股五十万两,一百两为一股,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对于来自官场上的骚扰,他也早有预见:“官场来往搭货搭客,亦照例收取水脚”,以使投资者安心勿虑。为使新生的招商局站稳脚跟,不致于一出台就被挤垮,他在这个章程里明文写上,要官方保证每年有四十万担的漕粮交轮船局装运,以“稍藉补苴”……可以看出,他已把这个活计的来龙去脉、营运门槛、关键部门,都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说出来的都是行话。这六条纲领,是轮船招商局章程最早的雏形。
  然而这一回,李鸿章还是没让他担任领衔主管,而是把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给挖了过来,要其为国家办事。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又任命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担任会办,指望他们利用他们在商界的影响,招募商股。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也是会办。至于盛宣怀,也是个会办,与徐润他们平起平坐。李鸿章如此布局,自有他的道理。因为要举办这样一个投资几十万、上百万银两的大型企业,话虽好说,而集资殊难,没有钱万难总其成。公款有限,只能出二十万两。盛宣怀牛犊出山,初涉洋务,在集资上难有号召力。而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等,已有多年的洋行和商场经验,在商人中号召力极大,他们本人还能带大笔投资进来。权衡下来,李鸿章只能再委屈一下盛氏。
  盛宣怀不情愿当这个“牛后”,而李鸿章偏偏要他当这个重要的“牛后”。于是有了这样的分工:唐廷枢、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各务,代表商方;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主管漕运事宜,代表官方;而盛宣怀地位非常微妙,要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等于兼了“官”、“商”两个方面的角色,说具体也具体,说架空也架空,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但是有点尴尬的位置。李鸿章老谋深算,目的是要通过他察看和掌握轮船招商局的一切。盛宣怀毕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尽管不情愿,还是走马上任了,后来果真开创了响当当的局面。
  唐廷枢任总办以后,凭借他个人在商界的影响力,招商局资金匮乏的局面一下子改观了,从不足二十万两一跃而为一百万两,其中徐润一个人就投资二十四万两,为企业输了血。唐廷枢的办法原则上与盛宣怀是一致的,只是唐更多地强调了“商”的利益,而盛则更强调“公私合营”,即官督商办。这在轮船招局初办之时还看不出多大优势,然而时间一长,尤其是面临外商激烈竞争时,“官”的力量就成了可靠的后盾。在这一事关前途的大政方针上,盛宣怀绝不是一般商人能望其项背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3)
1873年年底,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天津、汉口、长崎等十九个分局,该局的“伊敦”轮已经能驶往日本长崎、神户、菲律宾、吕宋岛等地了。1874年7月,招商局公布了第一届结账,盈余两千一百两银。1875年7月第二届结账,已能结余两万四千两银,首次分发花红六千七百余两。全局上下自是皆大欢喜。
  1875年秋天,盛宣怀奉命督办湖北煤铁局,同时另外还有其他实业要办,暂时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可是非常奇怪,盛宣怀一离开就出了问题,第二年(1876年7月)结账结下来,居然亏损三万五千两银。
  他虽在湖北办矿,但招商局的要紧的事情还是过问的,比如收购美国旗昌公司的事情,他仍是主谋之一。
  “水线”之战
  1880年秋,李鸿章又委派盛宣怀举办电报事业,统筹全国各地电线电缆的铺设,建立国家电报局,把洋人非法在我国铺设的“水线”,该拆的拆,该买的买,以争回电报自主权。这件事“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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