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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
挺进敌后,形成了敌我力量在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状态,也形成了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两面夹击日军、相互配合的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等在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和“清乡”。
毛泽东又在指导抗日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施展“围魏救赵”的方略。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的“围魏救赵”,就是在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时候,抗日根据地以一部军队协同地方武装采取坚壁清野等方法,坚持内线作战,疲惫、消耗日伪军,主力则跳出日伪军合围,到日伪军后方去,向日伪军“来的一带地方”展开积极进攻,内外结合夹击日伪军,迫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回援。
毛泽东的围魏救赵方针,为他的将领所深刻领悟,并翻新出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导演出了一幕幕现代战争史上游击战争的奇观。
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的方法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的方法是“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方法是“到敌后之敌后”,主力转入日军深远后方作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的方法是:“以进为进”,主力撤至敌军“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予以打击。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内外线作战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大气磅礴,何时内,何时外,为何内,怎样外,灵活变化,因势而用。当内线能多消灭敌军,就暂时在内线多打胜仗,当外线能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他一定出奇制胜。毛泽东从不因循机械的定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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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3)
在毛泽东指导下,苏中战役,粟裕巧妙调度指挥,华中野战军充分发挥在解放区内作战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七战七捷,共歼敌万余人。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中战役,以及其他战役都证明,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一般能够以较少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而脱离解放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则代价较大,胜利的把握也少。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根据战争前四个月的作战经验和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了新的作战原则,就是:选择作战地域,应以便利歼敌为前提;转入外线作战的时机,应该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程度相联系。
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
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得以将早已成竹在胸的外线战略进攻计划提前付诸实施。他不待国民党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不待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超过国民党军,立即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用陈毅元帅话说,就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汤”。
1947年6月30日夜,月明星稀,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然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蒋介石手忙脚乱,急调部队封堵。毛泽东看上的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挺进大别山可直接威胁上海、南京。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两大集团称作两个拳头,而将中原称为国民党军的胸膛。他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狠狠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夺路抢隘,千里跃进,终于到达大别山,并以顽强的战斗粉碎敌人的围攻,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孤军深入敌人的深远后方。刘伯承对此感叹说:这一行动“史无前例”。时任美国军事记者的贝尔登则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高明出色,“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 。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进军豫西,全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构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一下把国民党军的部署扯得七零八落。
而在内线,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紧紧拖住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三路大军中央突破,两路大军两翼拉开的战略格局。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战争的天平由此彻底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
毛泽东因此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如此壮丽的战争画卷,令人不能不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从井冈山的围魏救赵,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抗日战争的敌进我进,最终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在实战中成熟,在实战中发展,引导着中国革命战争闯过激流险滩,不断走向胜利。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1)
毛泽东既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又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将深奥的战争哲理,用最浅显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实例,解剖得一清二楚。阅读他的军事著作和听他的讲话,往往在精神享受中获得理论的升华。
1947年3月,毛泽东曾这样解释保守地盘与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番谈话,充满了军事辩证法。与毛泽东并肩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一语概之:毛主席用兵,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1930年1月,江西、福建两省的国民党军对闽西这块根据地发动“会剿”。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会议,研究退敌之策,决定避敌锋芒,部队转进赣南。
红军主力不战而退,中共闽西特委感到难以理解,写信要求红4军留下,巩固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毛泽东给闽西特委回信一封,只有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指挥原则。
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要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4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 “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4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则担心红军走后,敌人残酷劫掠,对红军的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